- 非共同体化
尽管柏拉图反复告诫，我们还是常常忘记拼写文字已经是记忆技术。事实上，这也正是爱比米修斯的疏忽。“我们”这些西方人和西化的人已经把这一技术变成了我们的第二属性；与此同时，出于一种狭隘的、忘记一般技术之性质的理解，我们又常常只盯住技术中可见的物质器具。
如前所述,在事件的构成性上,文字综合的特性全然不同于模拟或数字技术。不仅如此，与新的综合相反，文字综合要求文件的接收者具有读写能力。文字的读者本身就是一台机器，或者说是被“机器化”的读者：由于成年累月地将自己的记忆功能仪器化、自动化、机器化，他把自己——也是为自己——改造成了阅读机器，以使自己通达文字记载之内容。这里又涉及到身体(即大脑皮层的布罗卡氏区和其他几个区域，尤其是负责眼与手的区域)的技术。随着模拟与数字技术的发展，编码和解码的功能都交给了机器，这便是“谁”的器具性,或者说“谁”的部分器具性转移到了“什么”中。录像机“读”录像带，而电脑“读”的是磁盘。记忆不是骤然间被器具化的，而是相对于其起始器具性—也是其有限性和原初薄弱性——的位移。无论如何,这个薄弱性被转化了,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被动地综合。在文字技术中，文件的发件人也是此文件的编码人，而文件的收件人也是其解码人；然而在模拟与数字技术中，发件人/收件人并不一定对应着编码人/解码人。
上述情形不可能不影响到模拟一数字记忆的读与写。集体记忆被模拟化或数字化之后，文件、发件人与收件人之间的关系明显地改变了。首先是收件人不再需要接受任何有关记忆综合的特殊培训(在扫盲的年代,人们称之为教育，Bildung);相反,要想真正通达诸如行政机构、法庭、图书馆之类在历史一文字的已经在此中定向的机构，必须事先接受学校的教育。 临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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