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认为关联性是可还原的，这便是想象变异的意义所在。想象变异反映一个核心，它不承受任何本质的缺陷，或者只承受没有缺陷的本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多义性并非逻格斯的未来，逻格斯也不是特有语言。逻格斯绝对的多义性意味着它的技术性。特有语言总是被某种缺陷开启的。
让一吕克·南希写道：“从绝对意义上讲，技术’也许是常用语中最不严谨的概念之一(人们对此也就喋喋不休)。”①闲谈是“走向死亡的存在”的一种模式，加之如今谈的完全是人的死亡，其内容就更不会枯竭，这仍是谈论上帝之死和最后一个人之死的方式。这种谈论方式来自技术的最新发展所构成的、当下切实感受到的且非常可行的可能性:即人造人——既不是最后一个人又不是超人——的可能性。
人的终结问题是人的“手段”即人的发明问题，也是人的终结的可能性。最终要问的是人的技术，首先是人的发明问题。我们问这个终结：人从哪里来?“最终”应如何把握?应当怎样理解发明?
至于“人的发明”这种说法，我们已指出其引人深思的意义十分含混。“人的发明”、“最终的问讯”、“技术的问题”(什么在提问？什么被提问?),所有这些模棱两可的涵义都会把我们引向特有语言、特有语言记忆和文本的概念，它们总在“对/有关XX的XX”或“XX做出/提出的XX”之边界徘徊，正如我们在schibboleth中既可听出“si”又可听出“shi”一样;反之亦然。问题正是这个可颠倒的可能性及其效应。在这种模棱两可中,我们问这个终结:人这个发明从哪里来?变成了什么?如今怎样?此问题在双重背景下向我们提出，强加于我们。所谓双重背景，一方面是人的背景解体的技术现实,另一方面是既作为schibboleth——即特有语言—问题又作为技术问题来烦扰想象变异之保险性的“解构”。
既然技术实际上已成为“客观的”解构,那么想象变异目前的可能
技术与时间
① 让—吕克·南希：《有限的思维》,第43页,Galilée,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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