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听不出，因为他们做不到也说不出。如果他们听到了、做到了，他们本可以和平共处，即相互理解。但不再有需要听懂的东西了，因为特有语言已不复存在。人与动物之间也是如此:相关差异既是他们的同一性又是他们的差异性，但一方永远说不出另一方的相关差异。这种对双方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相关差异，我们可以在对动物的怜悯中感觉到，却又从来说不出，就像我们不能直呼上帝之名一样。但如果某种新的断裂果真像技术新生的schibboleth那样被预告和说出来的话，那么这里涉及的也是人的命名问题。有一种不容置疑又难以形容的过渡，正如总是有待思考或说出的东西。
当生命意味着把生物体纳入非生物体或者把非生物体纳入生物体时，当生命通过、来自或寓于逝去之物—即与死亡的某种关系—而成为空间化、时间化、差异化或延迟时，我们面临的便是生命的时间性特征问题。这种交联和分界便是技术。“分界从来不是自然形成的”，所有的分界都是技术的。所有的分界便是所有的精神和所有的特有语言。这个断裂——即技术——是精神、特有语言和分界的总和，它始终是确定人类范围的属性。人性从来都要通过某种特有语言来表达，且来自普遍的但又总有区域性，被某一优先场所或地域的人所理解的特有语言性。人的命名问题反复出现在德里达的论著中，在“海德格尔之手”一文中则更为明显。与《论精神》相仿，文中谈的是动物、技术和问题，它们揭示了
在人性(与动物性相对)和人类问题上不可忽视的联系，可以说酷似名与“物”间的联系。人的名称与它所从属的语言的名词一样问题重重。当我们说Menschheit,Humanitas,Humantität,mankind等词或Geschlecht,Menschengeschlecht时，我们指的是什么？我们说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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