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的问题即相关差异的问题，也是作为技术问题的、中断前后的相关差异之间的差异问题：动物能够拥有世界但它们偏偏不这样做，它们明知自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世界却又做不到，这首先是因为它们说不出来，做出来其实就是说出来。“缺乏命名能力首先不是或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是缺乏找到本质或本质缺陷的能力。这需要做和体验，需要从想象出发体验变异。与某一schibboleth相关的语言与特有语言的差异之谜或许也是动物之谜或做之谜—这里指的是手的问题，因而也是技术的问题。海德格尔的人文主义及其“政治冒险”的暖昧态度都与这种差异有关。我们必须学会理解这种差异，且像shi和si之间那样，在“做”此动词时做出这个差异。需要做的正是对这个本体差异的暖昧态度。我们必须以当代生物一技术一人类学背景和潜在的优生学为尺度来衡量这种暖昧中不可低估的严重性，因为
“很少的世界”或“没有世界”的说法—正如赞同它的现象学—涵括了一种价值哲学，后者不仅受本体论支配，而且也受真正的本体一逻辑可能性和本体差异的支配；它通达存在者的存在，然后对篡改做篡改，比如向世界—首先是向作为宇宙生成的(weltbildend)人类世界敞开。这个人文主义的目的论[…迄今仍是[…]从伦理一政治上废除诸如生物主义、种族主义、自然主义时所需付出的代价。①
这是技术的问题，它与分子生物学今天以最独特也最古老的方式带给我们的问题相同。的确，断裂本身已违反了分子生物学公理，因为出现了后种系生成的记忆,即超出个体生命来传播个体经验的可能性，也是存活的可能性，而“人”只能是存活的“结果”。
技术与时间
①《论精神》,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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