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狭隘、肤浅、单一、先入为主的观念会使我们对昭然的事实视而不见。若对楔形文字档案做细致入微的研究，我们就会看到，至少从公元前两千年至一千五百年前起，古代的文人智士便以他们的方式、理性和世界观发现了抽象思维、分析、演绎和研究，并建立了理论与法则：一言以蔽之，他们发现了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本质[……]。这并不是要低估希腊文明的丰功伟绩，而是揭示历史即事实的真相[……]。
同样，…人类历史像生命那样只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没有绝对的开端，因为总有发生在更前面的事。
事实的确如此。但问题在于说明用什么来区分以前和以后。谈论美索不达米亚人时，我们是否在论及像科学精神那样的内容呢？我们不可能立即对此问题置予可否。即便有意对胡塞尔的划分和对建立在绝对开端概念上的观念化概念提出质疑，我们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它正是我们的研究方向。但先决条件是承认“诞生”了科学的“后生成”之能动性是补余性(后种系生成)的能动过程，然而这绝非博泰罗作出的结论。最司空见惯的做法——被勒鲁瓦一古兰批评的，尽管他本人终归也效法了——是把原初的天才在时间中移位:向后移(勒鲁瓦一古兰后来是这样做的)或向前移(博泰罗在这里的做法)，因为存在着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天才，它比“希腊功绩”更古老、更原始。
我们不认为上面说的表格仅仅是诞生之见证。如果真有诞生的话，这些表格应当是其构成性因素；我们也不认为这里指的一定是科学的诞生，而更倾向于“原始理性”的诞生这一较为审慎的说法。
“科学出现”之时似乎尚未形成真正的文字，而只有记忆辅助。真正的文字一旦出现，就再没有其他事物能真正地发生了，因为最本质的已经发生，且发生在其前：这便是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天才”和他们的“科学”。这种“科学”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真正的文字，而不能说文字的发展就是科学的发展。这一切都基于博泰罗对科学的理解，它植根于普通经验论的形而上学中。尽管如此，这仍是个疑难—胡塞尔就曾遇到过这个疑难。他似乎并不反对下面的说法：“人类的历史像生命那样只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没有绝对的开端，因为总有发生在更前面之事。”然而在试图捕捉几何学起源的可能性时，胡塞尔却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他写道：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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