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型艺术，而且这个差别是
本质上的、足以产生“类别改变”的。象形文字已不再是艺术，而是文字。这是来自更普及也更明确的意义的坚定而鲜明的意愿，因而也是真正的体系化。
接下来，博泰罗再次以超古典主义的姿态重申象形文字是代表实物的文字：“唯独语言及其词汇才能完整地表达我们看待现实的方式[……],但象形文字不是有词汇的文字”,于是这种与绘画有关的象形文字并不是与文字有关的文字。这种怪诞的推理和令人难以苟同的主张又与他前面的论述自相矛盾:写在黏土书版上的其实已经是Semes的文字。Sèmes是女奴隶,以(尖朝下的)耻骨三角来代表;而(尖朝上的)正三角则代表山。其意不是“一个女人加一座山”。此处的山并不是一座山,因为它指的是外来者;这里的耻骨三角也不是一个耻骨三角,因为它代表一般的女性，依此类推。这些反对意见与我们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对勒鲁瓦一古兰的“具体语言”概念的批评非常类似。正是从上述论证出发，博泰罗终于道出了他的主旨，并明确了记忆辅助这一概念的意义。对此我们不能置若罔闻,现将其原文整段摘录如下：
由于(象形符号)的能指既不完善又很粗糙，它不可能完整地再现、描述、传达某个具体的情形，而只能从中提取实物和基本内容，所以也就完全不可能在其“读者”面前扮演精确地揭示他前所不知的真理的教员或信息员之角色，而只可能使他重新回忆起与他从别处知晓的细节有关的一个或一连串事件[……]。
走一山—买一面包一女人只是一个过于具体的示意图，其中唯一不容置疑的信息是走、山、买、面包及女人。但谁在走?谁在买？发生在什么时候?其中有多少真实性?山是走的起点还是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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