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书中对上述事实的分析将有助于探索记忆的政策这个终将会被提出的问题。
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我试图阐明在对时间构成的分析中为何必须重视制约对已经在此的通达的代具之特性;而在《迷失方向》中，我将解析这种制约如何切实地发生在每一时代，我还将说明当今的代具性何以成为重复的障碍。
所有的补余都是技术的，而所有的补余技术都是使程序“外延”的记忆载体。但技术的补余不全是记忆的技术，因为特属于记忆技术的补余仅仅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之后，而“存在的历史”(具有历史性的真正历史时期)则与文字的历史一同开始。在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中，我将指出文字——即拼写文字——的代具性构成了独特的信仰土壤，它让人们通达已成为真正历史的过去，并由此开辟了政治空间。在阅读某段文字时,无论是柏拉图的还是海德格尔的,我并不怀疑这个已经在此的可靠性。我不会自问:柏拉图和海德格尔都早已辞世并已安葬，我真是在这里接触他们的思想吗？我相信，而且一开始就相信我在接触他们的思想，尽管印刷错误或文字增减都是切实的可能性。鉴定原文的真伪是文献工作者的任务，而原文一经鉴定，我便不去怀疑我是否在通达写在书中的，作为已经在此的柏拉图或海德格尔的思想—这些思想正是建立在这种事后重新构成的可能性中。
所有群体信仰都是从决定群体记忆的补余性状态中构成的。几百年内，理性和一神论以圣书中各种各样的宗教形式构成了信仰的土壤。正是这个土壤被新的补余性破坏了，因为它已不再适宜一全部问题就是要搞清它在什么程度上是合时宜的。如果说记忆可以工业化，那是因为它是被技术手段综合的;如果说这个综合是原初的,那是因为决定“谁”的正是其自身的滞留有限性：“谁”的记忆是有限的，本质上是不健全的，根本上是健忘的(爱比米修斯的形象首先就是健忘)。“谁”的记忆应当由载体来弥补，而载体不仅是保存记忆的手段，也是整理记忆的条件。随着拼写文字的出现，开始了背景解体的过程，而记忆的工业化则使之进一步加剧(迷失方向就是这种背景的解体，即场所的消失)。其实背景解体在后种系生成之始就出现了(矛盾的是，后种系生成又恰恰提供了场所)。第二章“迷失方向的生成”将描述这一过程，并分析下列事物的构成条件：日历及坐标的程序、节律与记忆、悬置的技术、风格及特有语言的分化。我们还将揭示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领土化(即征服空间)一开始都带来非领土化，所有的共同体化都导致非共同体化，所有的定向都把人引入迷失方向的时代。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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