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始终是政治的对象，即应保留事件的选择标准的对象。第三章的题目及内容是“记忆的工业化”，即滞留有限性的工业综合，它像发展经济的操作者一样先入为主地屈从于可计算信誉的特殊标准；与这种信誉相对立的是政治学的无信誉和已经在此的工业化所引起的极端教义派的强迫症(既包括宗教的也包括世俗的)。程序工业是记忆工业化的操作者，它开发由模拟、数字和生物技术带来的记忆综合的各种可能性。这一切通过实况直播、数据实时处理和违抗体细胞与生殖细胞互不相通性的基因操作，以各种形式彻底改变了事件的结构。当代的技术媒介破坏了由拼写文字构成的共同体化过程，这便提出了记忆的政策问题。如今政策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记忆问题，因为工业化把选择、成见、判断的标准以及在超出实在的可能中作出决策的种种问题都摆在了人们面前。科学技术已不再是实证性地描述真实存在的科学技术，而是在直实存在中创造性地开拓和描述种种新的可能性。这一章最终将揭示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以信息代具为启发性核心的认识科学没有给予滞留有限性任何实质性的概念，因而也无法理解它们所引用的胡塞尔的意向性之涵义—只有在对时间物体的分析中才能充分把握这一涵义。
本书前三章最终将会勾勒出第三记忆的历史之轮廓;最后一章“时间物体与滞留有限性”将重新提出第三记忆在时间化过程中扮演的角
前言
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