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一直把至善论作为单独原则的目的论来讨论。这种形式的至善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是很明显的。直觉形式的至善论看来则要合理得多，而且.当至善的要求是以节制的方式提出来时，反对这些观念就不是很容易的。它们与两个正义原则的差异是微小的。然而，类似的问题产生了，因为一种直觉观点的每个原则都必须被选择，而且虽然在这个例证中，各种推论可能不会那么多，但象以前一样，仍然不存在把一种至善原则接受为社会正义的一个标准的基础。而且，作为政治原则的优越性标准是不精确的；在运用到一些公共问题中时它们必定是不确定的、特异的，不管在较狭的思想传统和交流中，它们可能多么合理地被人们所诉诸和接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及其它原因，作为公平的正义要求我们展示出：如果不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作必要的限制，它们就会干预其他人的基本自由，或者侵犯某种责任和自然义务。因为正是当这种结论的论据失效时，个人就试图以某种特定方式来诉诸至善论的标准。例如，当有人说，某些种类的两性关系是退化的、可耻的，并且因此应该被禁止时，如果仅仅是为了所谈到的个人的缘故（不管他们的愿望是什么），那么，这常常是因为按照正义原则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论证。于是我们就转到优越性观念上来。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能受到细微的审美偏爱和个人的恰当感的影响；个人、阶级、社团的差别常常是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既然这些不确定性困扰了至善论标准，并使个人自由处于危险之中，那么看来我们最好是彻底地依赖具有分确定的结构的两个正义原则。①所以，即使在直觉形式中，至善论也可能遭到反对，因为它不能规定一个社会正义的可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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