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种理论观点来看，理想的解决方法应当是：由一个山若干少数构成的合作的政治联合体来调节反抗的总体水平。因为要考虑到这样一种境况的性质：社会存在着许多团体，它们每一个都有平等的权利进入非暴力反抗。而且，它们在每种情况下都同样强烈地希望行使这个权利，但如果它们都这样做的话，那么每一团体都承认自己对其有一种正义的自然义务的正义宪法，就可能受到一种持续的破坏。所以，当存在着许多同样强烈的要求时，如果这些要求结合到一起就会超出可允许的范围，我们就应当采纳某种公平的计划以平等地考虑所有要求。在要求的对象是不可分分割的、数目固定的利益的简单情形中，如果同等正当的要求的数目太大，那么某种轮流或抽签的办法可能是公平的解决办法。①但是这种办法在这里是完全不现实的，看来，在那些遭受不正义的少数中需要有一种政治协议。它们可以这样来履行它们对民主制度的义务：即协调它们的行动，以便当每一方都有行使它的权利的机会时，对非暴力反抗范围的限制不会被逾越。诚然，这种联盟是很难组织的，但是在具有洞察力的领导指引下，看来也不是不可能的。
1)对要求某种公平安排的条件的讨论，见库尔特·贝尔：《道德的观点》(伊萨卡，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07一213页，大卫·莱品斯：《功利主义的形态和局限》（牛津，克莱伦顿出版社，1965年版），第160176页。莱昂斯提出一个有关公平的轮流方案的例子，他也注意到（撇开制定程序的代价不提）这样一些公乎程序可能是相当有效的。见第169一171页。我接受了他的解释的一些结论，包括他关于公平的概念不能通过适应功利来解释的论点，见第176页。C.D.布罗德较早讨论了这个问题，见他的论文：《关于错误假设在伦理学中的作用》，载于《国际伦理学杂志》第26卷（1916年），我们特别应该注意第385—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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