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能争辩说，契约论承认了私有社会是合乎理想的，尤其是在利益的划分满足了一种适当的互惠标准的时候。但是事情并非如此，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的概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正如我刚刚指出的，原初状态观念有另外一种解释。对合理性的善和人类的社会本性的描述也要求另外一种观点。对人们的交往绝不可作一种浅薄的理解。这种交往不是简单地意味着社会是人的生活所必需的，也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人们由于在一个共同体中共同生活而获得了需要和利益，这些需要和利益推动他们以他们的制度所允许和鼓励的某种方式为互利而共同劳动。这种交往也不是这样一种老生常谈，即社会生活是我们发展说和想以及参加社会公共活动和文化的能力的条件。毫无疑问，甚至我们用来描述我们的计划和境况乃至表达我们个人的要求和目的的概念，都常常以一种社会背景和一种信仰和思想的体系——这种体系是由于长期的传统而联系起来的集体努力的结果——为先决条件。这些事实当然并不浅薄，但如果用它们去描述我们的相互联系就会提供对人类的交往的浅薄解释。因为所有这些事情对从纯粹工具的意义上来看待他们的相互关系的人们来说也同样是真实的。
人类的社会本性在同私有社会观念的对比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所以人类事实上分享着最终目的，而且把他们共同的制度和活动看作自身就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是作为合作者，在由于其本身的原因而为我们采用的那些生活方式中彼此需要的，他人的成功和享乐对我们自己的善是必要的、有益的。这些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需要对它们作进一步的解释。在对合理性的善的描述中我们得出了那个熟悉的结论，即，合理的生活计划在正常情况下提供着至少是一个人的部分力量的发展。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指示着这个方向。而人类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他可能做的一切；更不可能做到任何其他的人所能够做到的一切。每个人的潜在性比他所希望去实现的要更大，一般地说，它们在人们中间大大减弱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每个人必须选择他希望去鼓励的是他的哪些能力和哪些可能的利益，他必须计划去训练和运用它们，去制订有序地实现它们的方案。具有类似的或互补的能力的不同个人，可以在实现他们共同的或相称的本性中相互合作，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当人们从运用他们的力量中得到享受的时候，他们就倾向于欣赏其他人们的完美表现，尤其是当那些人们的若干优点在一种生活形式中具有一种公认的地位，并且这种生活形式的目标是所有的人们都接受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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