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次，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则指出制度形式以及其它的人类活动的意义。根据这种看法，一种公正的宪法秩序在和目常生活中的较小的社会联合相结合时，就为这许多社团提供一种结构，并产生出最复杂的最富于变化的全体人的活动。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把支配着整个社会系统的第一原则理解为将得到许多代人的贯彻的，同时每个人都有一个在其生活计划中坚持这些原则的确定意图。所以每个人的生活计划都被赋予了更充分丰富的结构，如果没有制度的作用，它就不会获得这种结构。每个人的生活计划又通过共同承认的原则适合于他人的计划。可以说，每个人的私人生活是一个计划中的计划，这个极其普通的计划是在社会公共制度下实现的。但是这个更大的计划并不确立一种支配性目的，例如宗教团体的或最大的文化美德的目的，更甚者如支配着所有个人和社团的目标的国家权力和声望的目的。起调节作用的毋宁说是宪法秩序应当实现正义原则这样一种公共意图。而这种集体活动，假如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是合理的，必然被体验为一种善。
我们看到，道德德性是人的美德和特性，这些美德与特性因其自身原因就值得赞赏或在活动中表现得令人赏心悦目，因而是人们可以合理地要求于自己并相互要求的（第66一67节），显而易见，这些美德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会充分表现出来。因而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的伴随原则意味着人们总是相互欣赏他们在肯定公正制度的合作中表现出来的这些特性并从中得到享受。由此可见，集体活动是人类繁荣兴旺的突出形式。因为，在条件有利时，人们正是依靠维护这些公共的安排，才能最好地表现他们的本性，小能获得他们所能获得的最广泛的起调节作用的美德。同时，公正制度为不同的社团内部生活留下了余地并鼓励这种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们实现着他们更为具体的目标。所以正义的社会实现是共同体的一种价值。
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