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应当指出，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不排除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分工。诚然，分工的那些最坏的方面能被克服：没有人需要奴隶殷地依赖于他人，或需要被迫地选择窒息人们思想与感觉的单调而琐碎的工作。每个人都会被分到各种不同的任务，从而使他本性中的不同因素能得到适当的表现。但即使我们的工作是为着全体人的，我们也不能克服、也不应当希望克服对他人的依赖。在一个完全公正的社会，人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追求他们的善，他们依靠他们的伙伴们去做那些他们可能不会做的事，以及那些虽会做却没有去做的事。设想每个人都能充分实现他的能力并且至少一部分人能够成为人性的完美榜样是诱人的。但这不可能。人类社会交往的一个特点，是我们由于自身原因仅仅部分地是我们可能成为的样子。我们必须从他人那里获得那些被我们搁置的或完全缺乏的美德。社会和许多社团的集体活动以及调节着它们的最大共同体的公共生活，肯定着我们的努力并激励我们作出贡献。而从公共文化中获得的善，在我们不再只是部分的意义上，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工作；我们自己直接实现的部分加入到一个更广大的公正的安排之中去，而这种安排的目的是被我们肯定的。这样，劳动分工不是通过每个人自己变得全面，而是通过在一个公正的诸种社会联合的社会联合中的自愿而有意义的工作而被克服，在这里，每个人只要愿意，都能够自由地做出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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