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第二个条件，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所容许的绝对或相对的差别也许并不多于实际上常常流行的那些差别。虽然在理论上差别原则容许无限大的不平等，又容许条件不佳者得到极小的份额，但是在特定的必要的背景制度下，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实际上不会过分。而且，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的众多的社团，由于它们的安全无害的内部生活，倾向于降低人们的前景方面的差别的可见度，至少降低令人尴尬的可见度。因为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境况同一组和我们同样或类似的人，或其地位在我们看来与我们的期待有关的人加以比较。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社团总是把社会分为如此之多的不可比群体，这些群体之间的差别使人们不再注意他们之间的比较，正是这种比较使那些境况不佳者的生活不安宁。当公民们在实际地相互交往时，至少是当他们必须在公共生活中相互交往时，平等的正义原则就会为他们承认；这一事实使人们比较容易不去理会财富和境况上的差别。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义务如此为人们看重，以致获利较多者并不因他的较大财产——这种财产使获利较少者的财产相形见绌——而出风头。而假如妒忌的滋生条件消失了，其反面的客惜、悭吝和恶意的滋生条件可能也就消失了。一当社会中较不幸的人们丢掉妒忌，那些较幸运者也就将丢掉齐惜、悭吝和恶意。把一个组织良好的制度的这些特点综合在一起，使较少受益者可能把他们的境况体验为穷困和羞耻的场合的数量便将会大大减少。即使他们有某种妒忌的倾向，这种倾向也不会强烈地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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