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许还要把单独一个或一组规范、一种制度或它的一个主要部分，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体系的基本结构区别开来。这样做的理由是，一个制度的一个或几个规范可能是不正义的，但制度本身却不是这样。同样，也可能某一种制度是不正义的，而整个社会体系却非如此。不仅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单独的一些规范和制度本身并不是足够重要的；而且有这样一种可能：在一个制度或社会体系的结构中，一种明显的非正义可补偿另一种非正义。社会总体系如果只包含一个不正义部分，那么它就并非与那个部分是同等地不正义的。而且，以下情况也是可以想像的：一个社会体系即使其各种制度单独地看都是正义的，但从总体上说它却是不正义的，这种不正义是各种制度结合成一个单独的体系时产生的结果。其中一种制度可能鼓励或辩护为另一种制度所否认或无视的愿望。这些区别是足够明显的。它们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评价制度时，既可以从一个较宽广的角度也可以从一个较狭窄的角度去观察它们。
应当指出，也有些制度是正义概念通常并不适用的。比方说，一种宗教仪式通常并不被人看作是正义或非正义的，虽然有些并不真正属于它的情况无疑能被想像出来，例如将长子和战俘用于献祭。一种普遍的正义论要考察：那些通常并不被认为是正义或非正义的宗教仪式或别的实践形式，在什么时候的确要受到这种评价。大概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涉及在人们中间对某些权利和价值的分配。然而，我将不进行这种较广泛的探讨。我们仅仅关心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它的主要制度，以及社会正义的标准形。
①“利益的人为统一”这一说法出自伊利·阿莱维在《哲学激进主义的形式》第1卷第20一24页里对边沁的解释（巴黎，非利克斯·阿尔坎公司，1901年版）。至于“不可见之手”，见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埃德湿·克兰编（纽约，现代丛书，1937年版），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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