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不等于说在一个公正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关心地位问题。对也许是作为主要的基本善的自尊的描述，已强调了为我们意识到的他人对我们的评价的巨大影响。但是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对地位的需要由公正制度的公认、由许多自由的为平等的自由所允许的利益（兴趣）共同体的充实而各异的内部生活而得到满足。因此，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自尊的基础不是一个人的收入份额，而是由社会肯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分配。而且，由于这种分配是平等的，因而，当人们在更广大的范围中引导着公共事务时，每个人都有一种相似而可靠的地位。没有人在宪法对平等的肯定之外去寻求保障他的地位的政治方法。另一方面，也没有人倾向于接受一种比平等的自由更低的自由。因为首先，从一种长远观点来看，承认这种自由可能使他们在利益上受到损害并削弱他们的政治地位。其次，这样做还可能把他们的由社会基本结构规定的弱点公开化。一个人在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努力中体验到、或者在与那些有更大自由的人们打交道中感觉到的自己在公共讲坛中的次要地位，可能使他感到蒙耻并破坏他的自尊。这样，在他默认地接受一种低于平等的自由的较小的自由时，他就可能受到两方面的损失。一个社会越是公正，情况就越是这样，因为平等权利和相互尊重的社会态度在维护一种政治平衡和保障公民的自我价值方面起着根本的作用。所以，尽管在社会各个部分——我们可称之为不可比群体——之间的社会的经济的差异不会产生敌意，从政治的和公民的不平等中、以及从文化的和种族的差异中产生的病苦却不易为人们接受。当对地位的需要指向平等的公民地位时，平等的自由的优先性就越发必要。一经选择了一个旨在消除相对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影响以支持人们的自信的正义观念之后，坚定地维护自由的优先性就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由于这一理由，各方才被引导着接受两条原则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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