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条件的比较上，显然可以看出，正义原则的内容是抉择中的关键因素。一个人怀有一种起调节作用的正义感是否有利于他的善取决于正义要求于他的那些内容。正当和善的一致性是由详细规定着每个概念的内容的那些标准决定的。正如西季维克指出的，功利主义比常识更严格，它要求当事人在必要时为所有人的更大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私人利益。①功利主义也比契约论更准确，因为它认为，尽管超出我们的自然义务的善行是些好行为并引起我们的敬意，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允许为了另一些已经更幸运的人的更大幸福而给一部分人以较小的福利和自由。一个有理性的人在构想他的计划时，将对给予一个如此严格的原则以优先性犹豫不决。这个原则可能既超出他的同情能力又有害于他的自由。所以无论在作为公平的正义这里正当和善的一致性是多么不可能，它也比在功利观点那里的可能性更大。理由的条件平衡比较支持契约论。
下述的怀疑提示了一种有些不同的问题：尽管我们保持我们的正义情操的抉择可能是合理的，但是最后我们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甚至因之而毁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公正的人有所不愿为，因此在面对邪恶坏境时他会决定宁死也不做恶。然而尽管事情是，一个公正的人可能为了正义而死而另外一个人则可能活下来，这个公正的人却是做了他考虑过的所有事情中他最愿意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被所预见的厄运打到。爱的危险也是同样，的确，它仅仅是一个特例。彼此相爱的或对人和生活形式有强烈依恋关系的人们同样也易于毁灭：他们的爱使他们成了不幸或他人的非正义的人质。朋友和恋人们在进行着互相帮助的冒险，家庭成员们也乐于做同样的事。他们表现的这种倾向如同任何其它倾向一样依赖于他们的依恋关系。我们一旦在爱就易受伤害：没有任何爱准备去考虑是否应当去爱，爱就是这样。伤害最少的爱不是最好的爱。当我们在爱时我们就在冒伤害和损失之险。从关于可能的生活方案的一般的知识着限，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危险大得令人却步。如果发生了恶，它们便是我们厌恶的对象，而且我们抵抗着那些意在带入恶的人们。如果我们正在爱我们就不会因为爱而悔恨。如果这些情况对于爱是真实的，就如世界是真实的一样，或者如果它们对于爱经常是真实的，那么，它们对于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的爱，对于正义感就更是如此。因为，在一个其他人都是公正的社会里，我们的爱主要决定于自然的巧合和环境的偶然性。和这些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正义情操也与此相似。事情似乎是，如果把支持我们按照爱本身的性质来肯定我们的爱的那些根据的平衡看作一个水准点，那么，在一个公正社会的条件下，一旦我们达到一定的年龄，我们就倾向于维护我们的正义感。
①《伦理学方法》，第246—253、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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