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套就在于:对命运源头的探寻本身就是这命运的一部分。而且，情节始端的问题在情节的结尾提出，因为情节只是构建了它的结尾。随着侦探逐渐揭开他的面具，英雄就变成了罪犯。另外，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完美罪行”，没有可以永远处于无解中的罪行。一个秘密不是一个“真正的”秘密，如果没有人知道它是秘密。为了罪案是完美的，它应该被认定是完美的，由此，它不再是完美的。换种说法，还是停留在同样记忆的秩序里，用约翰·凯奇¹的方式来说，没有无声(silence)可以诸如其是地被听到，因此总会制造某些声响。在无声和声音之间、在罪犯和侦探之间、在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终究是相同的情节编织着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理解“重写现代性”，就像我们研究、界定和命名我们在所遭受的恶之本源处想象的隐秘事实，即如同简单的回想过程，我们不得不延续罪行，而且一再地延续它而不是终结它。远不是真正地重写它，假设这是可能的，我们还只是让现代性本身书写，以及只是让它实现。书写，总是重新-书写。现代性，以一种不停歇的重新-书写，在它自己身上被书写、被记录。
我用两个例子来描述这圈套。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隐秘运作。在解放和觉醒过程的核心处，他安置了劳动力的反异化。他相信这样就已经识别和揭发了产生现代性之不幸的原罪：对劳动者的剥削。而正如侦探，他想象在揭露“现实”也就是自由的社会和经济—为错误的同时，可以让人类逃脱它的大瘟疫。今天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保护下曾只是让，而且所有的革命只是让并只是将让相同的伤口重新裂开。定位和诊断可以改变，而相同的病症在这些重新书写中重新涌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曾为人类摆脱异化而不懈努力过，而人类的异化重新出现了，只是被转移了一点儿。
重写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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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1952年创作的《433"》，作品分三个乐章，却没有一个音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