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义意义上说的各种“文化”，均可被视为习惯组成的星云，它的作用在作为其元素的个体身上持续有效，而这种作用通过这些稳定的能量配置—当代人类学将之称为结构——得到保证。结构的规律保证文字、财产和女人(我重拾列维-斯特劳斯的三部曲）以特殊的方式——可以说是惯用语(idiomatique)的方式—进行循环（辟路），而其他方式在原则上是可能的。这些结构的规律就是辟路的规则。在传统文化里，被这样操控的习惯也包含了地理上和时间上的元素，更确切地说就是地点和时间点，所说的地点和所说的时间，因为在构建上这些文化就是位于惯常时空里的习惯星云。惯常如同一片乡土。
斯蒂格勒的评介和本次研讨会的全部论证，还有让·谢诺的研究，都一再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伴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各种辟路的“不定位”(délocalisation)和“不定时”(détemporalisation)的问题。这种去锚定(désancrage)随着第一次“技术革命”就开始了。第一次“技术革命”使得(煤炭、蒸汽和/或电气）工业可以把下面的目标——以或快或慢的速度和或深或浅的深度—扩散到所有文化中：要求可能而且有效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习惯）方式不受地域和时间的约束。
逻各斯与技术，或者电报系统
/71
1 让·谢诺(Jean Chesneaux，1922—2007)，法国历史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和越南)近现代史，著作有《中国现代史》(四卷)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