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们可以自问：这种从想象向着（理论的或者实践的）纯粹理性的滑动或者返回是否为某种美学留下了空间？康德在崇高感上看到的主要利害是:它是伦理有关道德法则和自由的伦理—特有的超验的（否定）审美迹象。无论如何，崇高既不能是一种人类艺术的事实，甚至也不能是一种“在理智上”(通过其“加密书写”——理智向精神提出了各种美丽的形式）与我们的感觉结合在一起的自然事实。相反，在崇高中，在这种形式语言中，在这些获取美之纯粹愉悦和引发评论（如同尝试解密那样)的图像或者声音的“景象”中，自然不再面向我们。自然不再是神秘感性信息的发送者，而神秘感性信息的接收者是想象。自然被精神根据某种不属于它的(自然的)目的性“使用”和“开发”。这个目的性甚至不是应用于美之愉悦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康德写道，崇高是一种精神感觉(Geistesgefühl)，而美是一种来自自然与精神之间—用康德的能力经济学来转述就是想象力与理解力之间—的“契合”的感觉。这种美特有的结合，或者至少是婚约，被崇高打破了。在想象裂缝的内部，而且因此也得益于这样被理解的自然的缺席或者甚至消失，理念，特别是实践的纯理性理念（法则与自由）显现为一种类知觉。精神感觉意味着精神缺乏自然，自然违背精神。精神只感觉到它自身。这么来说，崇高就只是伦理在美学领域的贡品告示。贡品，因为它需要想象的自然(在精神里或者在精神之外）必须为实践理性（至于崇高感的伦理演化，实践理性总是与特定的问题同行)的利害而牺牲。这样就以精神终点的名义宣告了一种美学——美之美学——的终结。精神就是自由。
崇高之后，美学的状态
189
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