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对立很可能对于破译作品没有什么作用。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极简主义:所有的技术媒介都走向“现在”的声音给予。有一种不可避免的概念主义直至“贫瘠”作品的书写里，这些作品里的声音可以通过敲打任意物体而获取：声音的“漠不关心”(qualunquisme)要求最大的反思，有时甚至需要一种真正的公理学。然而尤其要指出的是，两个流派之间的对立是虚幻的。如果共同的重要性真的在于把耳朵归还给倾听，那么相信在任何时间让任何东西发声都可以获得声音感觉也是天真的；而且赋予科技优先权是危险而无意义的，科技的目的在于测试针对声音及其听感的认知假设，那么其危险就包含在对听觉可能性进行纯实验的诱惑里，在这些听觉可能性里对声音感觉的回溯原则上（这次是一个非修辞的原则，却是科学的原则）是被遗忘的。
简而言之，听从，如果它确实是事关重要的，那么它不是既成的，它是在倾听中被揭开的。解构倾听根本不意味着回到一种倾听的自然状态，音乐文化本来就会使之消失。不过，构建一种有关倾听的精深文化可以拥有一种（在Tonkunst的意义上说的)“音乐”价值的条件是，声音机器和它要求的精确构造最终把作品留给了声音事件的唯一奇迹。
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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