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器（理论的和实践的）的复杂化过去总是以使人类主体与其环境的配合失去稳定性为结果。而且在同样的方向上它总是改变这种配合：它延迟反应，它使得可能的答案多元化。它提高物质上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它只能辜负印刻在人类身上就像印刻在所有生物上的安全要求。换种说法，我们看不到:把记忆复杂化的欲望——我们权当这么叫它吧——可能从属于平衡人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需求。从实用的角度看，这种欲望是在相反的方向上运行，至少在开始时如此，而且我们知道科学的或者技术的（或者技艺的）发现或者发明很少受到安全和平衡之需求的激励。
安全和平衡的需求想要休养生息、安宁、认同；而欲望对此毫无兴趣，任何成功都不能满足它也不能阻止它。
为了消除这种反对声音，柏格森引进生命冲动(élanvital)概念，开创性创造（invention créatrice）概念。正是在这里，他抛开实用主义并且用一种有关幸福的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dubien-être)替换一种生命目的论。生命目的论不是新的，它是浪漫主义或者前浪漫主义的，它曾在思辨辩证法里施展全能。
但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目前状况里，求助于“生命”(Vie)实体是为了遮盖我所称的—也是权宜之称——欲望(其他人称之为conatus，appetitio)，也就是复杂化。复杂化依次否定、(这么说吧）禁止各种需求对象—这种称法看起来还太依赖人类的经验，太拟人了。体系的形成就像原子，或者星体，或者细胞，或者人的皮层，最后又或者由记忆器构建的集体皮层，而认为生命就是对此负责，这是—正如所有的目的论—反对高尚意义上的、狄德罗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精神，即认识的精神。这种精神只能提及偶然和必然，如同德谟克里特和卢克莱修(Lucrèce)。物质不会带来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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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漫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