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普通的观察可以得出:人们可以出于完全相反的动机利用人性之名。儿童不能说话，不能站立，对感兴趣对象犹豫不决，不能从其利益的角度进行算计，对公共理性无感，儿童尤其是人，因为他的困境预示和允许各种可能性。他对人性的原初迟缓，使他变成了成年人共同体的人质，也是向成年人共同体展示人性匮乏——成年人共同体饱受这人性匮乏之苦—的东西，还是呼吁成年人共同体变得更加人性的东西。
但是成年人具有认识和使之认识、行动和使之行动的手段，将文明的各种旨趣和价值内在化，他反过来可以自称具有完满的人性，自以为精神作为意识、认识和意愿得到了有效的实现。他总是需要在实现诺言时摆脱其童年的晦暗野性，准确地说这就是人的条件。
因此，在两个版本的人道主义之间确实可能只有侧重点的不同。有序的辩证法或者诠释学急于调和它们。总之，对于我们当代人而言，只需记住:人之本便是本之缺乏，是他的虚无或者他的超越，为的是标榜“完满”。
我不喜欢这种急切。这种急切所逼迫和挤压的就是事后我发现曾经总是以各种名目(劳动、象征、异质性、异见、事件、物）试图保持的东西——不可协调(l'inaccordable)。（而且我不是特例，这就是为什么我写的是“我们”。)非理性的差别,作为系统——如果采用结构主义者的说法——里的对立面，必定要产生意义，这是一件事情；而它预设要成为-系统，这是另一件事情。就像理性本不应该怀疑它从非确定物中汲取信念以形成自己的样子，而且它不会不成功。然而正是唯有以这种怀疑为代价，理性才进行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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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漫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