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occasions）”或者“时刻”。传统上中国人是按照四时，即四季安排生活的。<sup>376</sup> 于连也观察到，这种对时间的构想与《淮南子》（见上文第一部分的讨论）紧密相关，这本书概括地说明了政治与社会准则同季节更替的关系。于连指出，按中国文化对时间的理解，季节的循环运动是第一原则，这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截然不同，后者基于这样一种对时间的构想：时间是从一点到另一点、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运动，并与量和距离有关。<sup>377</sup> 时间自古就被理解为“时刻-间（inter-momentary）”，人们是从“两点间的运动”的角度理解时间的（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对时间的最初的空间化，即一种几何化，并将其与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二次空间化”相区别）。在古希腊人那里，时间是“之间”（metaxu），在斯多葛学派那里时间是“间隔”（diastama），对奥古斯丁来说它是“我们感觉到的时间间隔（sentimus intervalla temporum）”<sup>378</sup>，但正如于连所说，这种作为间隔的时间观念只有到了19世纪，在中文借用日文（じかん）这一翻译之后才传进中国。<sup>379</sup>
另一方面是，我们可以从中国对宇宙／世界（cosmos／uni-verse）<sup>380</sup> 的理解中找到另一种含义更广的时间概念。“宇”指空间，“宙”指时间。从词源上讲，“宙”原本是指马车的轮子，时间的比喻义来自车轮的循环运动。<sup>381</sup> 四时同样也是循环的，它根据季节的变化分为二十四个节气。如3月5、6日是惊蛰，这个词字面含义为“昆虫惊醒”、冬眠结束。在《易经》，“时”也指时机，比如人们会说“察时”“明时”“待时”等。<sup>382</sup> “时”也与“势”相关，于连将后者译作“propension”（法语，通常译为倾向），可以理解为（尽管有些简化）情境化的思考（situationalthinking）<sup>383</sup>—继马赛尔·德蒂安（Marcel Detienne）和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之后，于连也指出我们可以在古希腊找到类似的思维方式，他们称之为“机智（mētis）”，德蒂安和韦尔南将这个词润色为“狡黠的智慧”<sup>384</sup>。不过尽管智者对“机智”概念有所发展，这种思维方式还是被压抑和排除在“希腊化科学”之外。在于连看来，“时”和“势”的联系也是对观念主义者从主体或自我出发的思维倾向的颠覆。这一关联更接近于连所说的同外在世界的跨个体（transindividual）关系：建构起主体的并非求知的意志或欲望，而是外在和横穿了主体的东西。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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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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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但这一点还有争议：按照中国史学家刘文英的说法，对四季的区分是西周末年（1046—771 BC）才出现的。在那之前一年只分成春秋两季，见刘文英《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页。且刘文英的这一观点也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因为可以说从商朝（1600BC—1046BC）起，就有天干地支的纪年法，它以六十年为一循环，这一体系也与用于占卜的《易经》整合在了一起，后者也需要计数。但葛兰言和于连论证说，中国并没有就时间概念展开详细讨论，他们认为尽管中国也有记日纪年法，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和理解依然是与具体事件紧密相关的，而不是抽象时间。此外，古代中国人也是制表方面的先驱：张衡（78—139）成功地用水流带动了浑天仪，之后博学的苏颂（1020—1101）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座钟“水运浑天仪”（1088）；因此不仅中国自汉朝就有了对时间的机械化和计量（历法学），那时的历法早已很发达了。见J. 李约瑟、王玲、德索拉·普莱斯（D. J. de Sollar Price），《绝妙的钟表，中国中世纪伟大的天文钟》（Heavenl）（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8年，第7页，苏颂的机械于1214年被废弃了，因为朝代更替时很难把它运至新都，也没人能看懂苏颂留下的手稿，无法重新做一架。16世纪之前的中国无疑在技术的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但这里我们应当反思的是，是否历法的存在就暗含着对时间概念化的“阐述”。这两点不必然能相互推导出。
377 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时间是“运动的量”，是通过“在先”和“在后”被定义的，我们可以在《物理学》200b5-12处找到他对时间的清楚定义，时间是1.运动，2.数，3.间隔。“时间同时在各个地方都是相同的，但在先的和在后的时间并不相同，因为当下（阶段a）的运动是一种，过去和未来（的阶段）各不相同。且时间是数，它不是我们借以计数的东西，而是一种被计数的东西，更先的和更后的总不相同，因为当下各不相同。（类似地）100匹马和100个人的数量相同，但是这一数量的东西，马或人，是不同的。”引自博斯托克（D. Bostock），《空间、时间、物质与形式，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S<sub>p</sub>ace Time Matter andForm Essa<sub>y</sub>s onAristo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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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于连，《论时间》（DuTem<sub>p</sub>s），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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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 同上，第73页。
380 “cosmos”和“universe”在中文里都译作“宇宙”。
381 刘文英，第21–22页。
382 黄俊杰：《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