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学派的西谷启治是20世纪初少数几个亚洲哲学家中，就技术与时间问题的关联，提出了一种对技术的深刻的哲学批判。这并不出乎意料—西谷启治曾经在弗莱堡师从海德格尔，而且和他的老师一样，西谷启治也一度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有关联，二战后也被禁止继续教学。他对技术的理解—我们在此先不下判断，因为接下来交代的这些应该能让我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形而上学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根基—呼应了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批判，但海德格尔考察的是早期希腊人，西谷启治则试图从东方出发为东方指出一种解决方案。
在西谷启治早期的作品中，他的主要任务是阐明东方哲学如何不同于西方哲学，东方哲学能够超越虚无性（nihility），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试图用西方哲学范畴来展现出这一可能性。那么对西谷启治而言，区别着东西两种思维体系的虚无性是什么？
虚无性指那使生活的意义成为无意义的东西。当我们对自
虚无仿佛一种从一切对存在的追问中产生的恶。有两种能够摆脱它的方式：要么通过对世界的永久的对象化，在这样的世界中，主体性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然而一股强大的力量会将人类推向虚无的深渊；要么通过一个能弥补虚无的产生的思维体系—不是抵抗虚无，而是将它掷入绝对无，即佛教所谓的“空”中。在西谷启治看来，现代科技正将人类加速推进一种情势下，在这里存在问题表现为危机。和海德格尔一样，西谷启治也反思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并论证说科学取决于一种普遍化的自然法则，一旦将这些法则视作绝对和最客观的规则，它们就能作为解释性原因进入原本与它们无关、它们不适用的领域中。这些所谓的普遍自然法则在技术中得以践行，因此它们的效果在自然和社会领域中都被加强了。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首先，自然法则遍布一切领域；其次，它们的影响力被技术扩大了，以至于能在自身原本的领域之外宣称其效力：
通过人的工作，自然法则以最深远、最明显的形式显现出来。在机器当中，可以说人的工作超出了它原本的特性，它已将自身对象化并体现为自然法则本身的直接运作。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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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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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而言成为问题，当“我们为什么存在”的问题被提出，这就意味着虚无已从我们存在的背景中萌生了，我们的存在已变成了一个问号。<sup>423</sup>
423 西谷启治，《宗教与虚无》，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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