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能否不遗忘存在，而是用尽全力完善它的技术（tech-nics）？或者说，思维最终是否有从其附属的技术条件中摆脱出来的能力？<sup>421</sup>
我们可以把博姆的两个问题与如今对抗现代性的两种思维方式对应起来：斯蒂格勒的做法是，试图重新将现代技术概念化，来克服海德格尔指出的哲学的困境；而另一种倾向是企图退回“自然哲学”（无论是怀特海式的还是西蒙东式的），让技艺服从自然，也就是向那压倒性的东西（Überwaltigend）—或者说向大地（Gaia）—屈服。我们在导论中已经谈到了第二种进路的有限性：以牟宗三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和以李约瑟为代表的汉学家，声称发现了怀特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相似性。但如果我们承认回到怀特海式的自然概念能帮助我们走出现代性的困境的话，回到中国传统哲学是否也是一条出路呢？或许我们也可以就各种本土存有论提出同样的问题：它们是不是也能抵抗技术性的现代性？在此我们的任务是要表明这是不够的。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器道之破裂与重建的思考仍是个艰巨的哲学任务。尽管有人可能会论证说这是强大的政治因素导致的，因此不能对此给出一个绝对或否定的答案。但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关于器道关系瓦解的哲学分析，和上文中关于中国（与欧洲相比）的几何-时间-技术关系的分析，已经试图表明这不只是个社会-政治性问题，而本质上是存在论与认识论的问题。那些仅仅主张回到自然或者宇宙论的人似乎优雅地回避了20世纪种种“克服现代性”的计划的失败，但必须考虑这些失败。接下来我们将清楚地表明，京都学派试图克服现代性的尝试是我们今天应当尽力避免的，然而他们对时间及历史性意识问题的分析，对于重提技术和世界史问题而言，依然相当重要。
§23 虚无主义与现代性
如上文所说，在欧洲被称为“现代性”的这一漫长过程最初没有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发生。作为权力意志的对世界的掌控也并未在中国出现，<sup>422</sup> 技术无意识产生的效果微不足道，也没有被看作是要克服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看到的，技术只有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才成为问题。但如今的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处理技术问题，并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出发充分反思它？因为即使是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借来海德格尔和斯蒂格勒的分析，就会面临接受一种普遍技术史和无世界史的世界主义的风险。
这种风险体现在如今关于全球（global）和地方（local）对立的思维方式中。在这一对立中，地方性被看作是一种抵抗全球性的形式，但地方性话语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产物。关键在于必须进一步考察技术与时间的关系，不抹消它的存有论基础—这是欧洲哲学家已经澄清了的—而是要理解它对于那些并没有产生出这类反思的文化的意义。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提一种新的理论，它不是退回所谓“未受污染（uncontaminated）”的地方性，无论这种倒退是对全球性的抵抗还是被动适应。在此我们当然也要质疑全球性图景，因为它总是直观地暗示我们：现代化和去现代化是个空间问题，它遵循着“吸收或排除”（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逻辑。因此，我将主张改从全球性时间轴（axis of time）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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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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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博姆，《思想与技术》，第217页。
422 我们可以把蒙古人统治的元朝看作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