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俄罗斯新右翼的海德格尔派思想家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看作是这种思潮在当今的代表人物，他也把居有哲学的“归家”当作对技术的全球性扩展的抵抗。杜金继20世纪的三种主要政治理论后，提出了一种所谓的“第四政治理论”。<sup>506</sup>这一新计划是通常与海德格尔、恩斯特（Ernst）和弗里德里希·荣格（Friedrich Jünger）、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维尔纳·宋巴特（Werner Som-bart）、奥特马尔·施潘（Othmar Spann）、弗里德里希·希尔舍（FriedrichHielscher）、恩斯特·尼克希（Ernst Niekisch）及名声更狼藉的亚瑟·穆勒·范登布吕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他在1923年的《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中反对现代技术并将其视为对传统的威胁，该书对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很大—相关联的“保守主义革命（conservative revolution）”的延续。在杜金看来，现代性似乎是对传统的毁灭，而后现代则是“对存在的最终遗忘，是无（虚无主义）开始从各个缝隙中渗出的‘午夜’”。<sup>507</sup>他认为同时克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方法便是追随范登布吕克的脚步，主张“保守主义者必须引领一场革命”。<sup>508</sup> 杜金的想法是要回归俄国传统，并将其用作一种反对技术现代性的策略。这一主张在他所谓的“欧亚大陆运动（Eurasia movement）”中具体体现了出来，该说法既是一种政治理论，也是知识型，因为它把传统视为“与包括科学、政治、文化和人类学在内的单一的现代性知识型对立”的知识型。<sup>509</sup> 这种对新知识型的重建与我们之前的论证有些许共鸣，但杜金未能将其发展为一个哲学计划，因此仅仅是一场保守主义运动。
这种“保守主义革命”无疑是一场反对技术性现代化的反动运动。海德格尔是第一个将该问题哲学化，把现代技术视作形而上学的完成的人。不过他保留了朝向前苏格拉底思想的“归家”的可能性。海德格尔的做法或多或少默应着荷尔德林的抒情小说《许佩里翁》（H erion），这部作品包含一个讲述者和他的希腊恋人的书信。从信中我们得知许佩里翁曾离开故乡，去德国寻求阿波罗式的理性，<sup>510</sup> 但他感到难以忍受德国的生活，就回到了希腊，作为隐士生活。对荷尔德林来说，古希腊是关于一个独特历史时刻的“经验”与“知识”，技术和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张力和冲突。<sup>511</sup> 海德格尔在他对于当代技术状况的诊断中也采纳了这一态度，并将其视为另一开端。不难看出，海德格尔、京都学派和杜金的归家观念中的政治计划有着共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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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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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 A. 杜金，《第四政治理论》（The FourthPoliticalTheor<sub>y</sub>），第22页。
508 同上，第132页。
509 A. 杜金，《第四政治理论》（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 ），M. 斯列博达（M.Sleboda）、M. 米利梅（M. Millerman）译（London: Arktos Media, 2012），第136页。
506 A. 杜金，《第四政治理论》（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sub>y</sub>），M. 斯列博达（M.Sleboda）、M. 米利梅（M. Millerman）译（London: Arktos Media, 2012）。
510 朱利安·杨（J. Young），《从柏拉图到齐泽克的悲剧哲学》（The Philoso<sub>p</sub>h<sub>y</sub> of）（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