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归家，作为超越现代性的重新开始，不仅是对科技（海德格尔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将其描述为“谋制（Machen-schaft）”，该说法是“集置（Gestell）”一词的先兆）的拒绝。 512对形而上学的放弃是基于这样一种希望：某种更“本真”的东西，存在的真理能显露出来。但存在的真理不是普遍的，因为它只向那些归家的人显露出来，而不向那些不在家的人显露，更不要说那些阻隔在人民（Volk）和他们的“归家”之间的人了。这些人被归在“大众（das Man）”的范畴下，犹太人自然便是这一范畴的典型例子；正如多纳泰拉·迪切萨雷（Donatella Di Cesare）所说，海德格尔的《黑皮笔记》中贯彻着一种“形而上学的反犹主义”：按照这种对形而上学史的阅读，犹太人成了形而上学的去根化（deracination）的完成和扩大：
“世界犹太人（Weltjudentum）”的角色的问题并非种族问题（rassisch），而是一个关于人的种类（Menschentüm-lichkeit）的形而上学问题（metaphysisch），当这种人脱离一切依靠，就会开展其将一切存在者（Seiendes）的根基从存在（Sein）中拔除的世界历史性使命。<sup>513</sup>
犹太问题（Judenfrage）和存在问题（Seinsfrage）构成某种存有论差异，但对海德格尔来说，犹太民族并不像在手之物那样是某种固定（stationary）的东西，它是一股将西方推向存在的深渊的力量。犹太民族占据了西方形而上学的现代发展，且正将“空洞的理性”和“算计的能力”四处扩散。
但被描绘为有害的形而上学力量，并阻碍了存在问题的追问的，不仅是犹太人，海德格尔想到的还有他说是“野蛮、无根基、异地（allochthnonic）”的“亚洲人（Asiatics）”。<sup>514</sup> 我们不太清楚他说的“亚洲的”是什么意思，显然，它笼统地指一切“非欧洲的”。1936年4月8日，海德格尔在罗马凯撒-威廉学院（Ka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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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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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海德格尔，《全集》，第96页，反思VII-XI，《黑色笔记》（GA 96 Überlegun-gen XII-XV Schwarze Hefte 1939—1941）（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2014），第243页；引自多纳泰拉·迪切萨雷（D. Di Cesare），《海德格尔的反犹形而上学》（Heide er <sup>’</sup> s Meta<sub>p</sub>h sical Anti-Semitism），见《读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本 1931—1941》，第181页。
511 丹尼斯·施密特，《论德国和其他希腊人》（On Germans and Other Greeks）（Indianapolis: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2001），第139页。
512 英戈·法林（I. Farin），《历史和政治背景下的黑色笔记》（The BlackNote-），见I. 法林（I. Farin）、J. 马帕斯（J.Malpas）编，《读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 1931—1941》（Readin<sub>g</sub> Heide<sub>gg</sub>er<sup>'</sup>s Black）（Massachusetts, Cambridge: MIT Press, 2016），第301页。
514 班巴奇总结了海德格尔关于早期希腊人与亚洲人对立的讨论：“（亚洲）是野蛮、无根基和异地的象征—他们的根基不是本地的，而是外来的。对海德格尔来说，亚洲象征着纯粹的他异性（alterity），这一他性（otherness）威胁着家园的保存。”C. 班巴奇，《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与希腊人》（Heide<sub>gg</sub>er<sup>’</sup>s）（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