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rationality）：对斯多葛派来说，与自然共处就要发展理性；对道家来说，需要的却是恢复人原始的自发的天赋。<sup>240</sup>
以上几点意在表明，在斯多葛派和道家思想中，宇宙和道德的关系都以不同的技术为媒介，这些技术属于我所说的宇宙技术。这些关系以不同的方式建立，实际上也界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自身技术》一文中，福柯举了很多斯多葛派实践的例子：与友人通信，自我揭露（马可·奥勒留、塞内卡等）；自我和良知的检验；以苦修来回忆真理（而非发现真理）。<sup>241</sup> 希腊人把技术分为两个主要类别：沉思（meletē）和体育（Gymnasia）。meletē意思是沉思，人们靠想象帮助自己应对状况，比如想象最坏的情况，感受麻烦已经发生，抗拒对痛苦（如疾病）的惯常感知。Gymnasia与此相反，意思是身体锻炼，例如艰苦的体育活动。<sup>242</sup> 我们要问：这些训练如何基于理解宇宙的自然所揭示出的美德？这不是福柯关心的问题，他的兴趣在于自我揭露的历史，然而这个问题对于追问宇宙技术来说是必须处理的。
如福柯所指出的，斯多葛派的实践被整合进早期基督教的教义，而这导致了深刻的转变。如果说在斯多葛派那里，“认识你自己”是“关心你自己”的结果，那么在基督教教义中，它变成与把自己揭露为罪人，和忏悔者直接相关。<sup>243</sup> 福柯罗列了两项主要的技术，首先是承认事实（exomologēsis），也就是表露羞愧和谦卑、展现谦逊，这并非一种私下的实践，而是如塞内卡所说，要公开进行。其次是自我坦承（exagoreusis），它基于两个原则，顺从和沉思，所以自我审查会导向对上帝的承认。当道家学说被道教所采纳时，在道家实践里也能看到一些转变，如沉思、巫术、性行为和炼金术等。但与基督教教义对希腊学说的筛选和转变不同，在道教中，老子、庄子的思想本质仍保持完整。道教也有效地把儒家对“天人感应”的理解吸纳到它的教义中。
这一点应该有助于对宇宙技术概念的全面理解，并且表明揭开技术概念以及技术历史的必要性。在这一部分余下的内容里，我将以一些片段来描绘中国的器道关系的转变，在第二部分里我们将着手这一转变对于理解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意义。
§11 器道作为抵抗﹕唐代古文运动
我已经提出，我们希望通过分析器与道的动态关系来系统性地理解中国的技术思想。对器道合一的重新肯定在每个时代都出现过，尤其在危机时刻。历史学家金观涛和刘青峰认为：魏晋时代（220—420）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来说是两个极有趣的时期，那时佛教传入中国，激发了一种内在转变，最终导致儒家、道家和佛教融为一体。可以说这一时期塑造了之后中国主要的哲学传统，影响直至19世纪中叶。另一有趣时期是1840年之后，也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时期，下文我们将详细讨论。我们会看到，在这两个时期里，器道合一被重新肯定，以此来抵抗外部（即佛教和西方文化的）威胁，但两者不同的历史背景也产生出器道间不同的动态关系。在这两个时期之前，我们还应再加上另一个时期：周代的衰落（1046—256 BC）。牟宗三指出，儒家与道家的出现，是对周文王（1152—1056BC）所创制的礼乐系统的衰败（周文疲弊）的回应，礼崩乐坏也导致了道德败坏。<sup>244</sup> 器道关系的转变是理解中国技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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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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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万物中，而自由只有通过无为才能达到。
240 后三点来自余纪元，《与自然共生：斯多葛派与道家》（Livin<sub>g</sub> withNature:），《哲学史季刊》（ ）25:1（2008）, 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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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福柯，《自身技术》，第34页。
242 同上，第36–37页。
243 福柯，《自身技术》，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