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sup>286</sup>
章学诚的说法与同时代的著名儒学家戴震（以训诂学著称）有分歧。戴震猛烈抨击宋明理学，尤其是他对理的解释。他对朱熹和之后的儒家的著名谴责是他们“以理杀人”，说他们只是以法律致人死地的冷酷官吏。<sup>287</sup> 章学诚则认为，戴震仍然纠缠在传统之中，试图在古代典籍里寻找道，而没有意识到六经无法超越时间—如果可以，那么就意味着道是永恒的，而这样它就自相矛盾了。对章学诚来说，六经仅仅告诉我们当时的道。而要探寻我们时代的道，就得依社会发展及其带来的复杂状况来把道历史化。这种历史化也是哲学化，要求我们进入哲学史，而非永无止境地纠缠于“原初含义”的解码。章学诚跳脱语源学的详尽分析，建议更一般地把历史哲学化，这种进路在他的传记作者D. S.倪微逊（D. S.Nivison）看来可与黑格尔的历史分析相比较。<sup>288</sup> 所以六经就成了远古的道的器。在《原道》一节里，章学诚说：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 289
在某种意义上，章学诚的这些话很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解构：道的存在也需要依靠其增补—它的基底（subjectile），用德里达的话说—否则它便不可见。书写的意义，在这里尤其指历史书写，在于让不断变化的、超出可见的形式而运行的道变得可见。毫无疑问，章学诚确认了器和道的合一，但悖谬的是，如此一来他也把器和道的关系相对化了，把它变成了一种历史性现象。章学诚的器、道概念对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5—1856）等人有很大影响，他们都是中国现代化早期的关键人物，后文将做讨论。<sup>290</sup> 章学诚对宋明理学的批判重心也从知与道德的关联转向了知与客观知识的关联—这一点虽然不明显，但将对新儒家的纲要有重要影响。<sup>291</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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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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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余英时引用，《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57页。
289 余英时引用，《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第53页。
287 陈来，《宋明理学》，第6页。
288 D. S. 倪微逊, 《章学诚的生命与思想》，第158页。
290 余英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95页。
291 余英时引用，《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第89–90页。余英时指出了章学诚与王阳明的三个主要区别，王阳明的良知是牟宗三的哲学计划的基础，我在§18将做讨论。主要区别可以解释为，从王阳明的德之良知转向知识之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