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先前已经描述过的宇宙技术的角度来总结，我们看到儒家用礼器来巩固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在庄子的理论中，道调解着工具的“用”或“无用”（不按技术和社会所决定的用途）从而达到生活的艺术。而在宋应星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器具在创造和使用中的角色，器道的道德关系拓展至日常生产活动中。这一有机形式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反、反馈过程，它的最高原则在于道—它是一种连接起人和宇宙的宇宙技术。
§14 章学诚与道的历史化
在清代（1644—1911），器道关系以王夫之的“天下惟器”打开序幕，也预示了鸦片战争后器道关系的断裂。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想故意破坏器道合一，相反，他们企图重新肯定它。然而，他们活在一个危急的历史时期，他们被迫把西方思想、科技整合进一个独特的哲学系统里，但两者无法整体地兼容。为了把两者整合成“一致的”，他们只好同时扭曲两者，来减少这种不兼容。
在清代中后期，我们应该留意六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经》）研究的目的转变了。如果说过去人们研究经典着力于对这些古代典籍做哲学分析、文本分析和训诂，以便理解道<sup>285</sup>［道被赋予了一种道德含义，即德（遵德性）］。那么在清代，我们看到了将这一对道的理解历史化（道问学）的努力。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转变，它挑战了那种认为道已经被古人宣告过，便一直潜藏在古代文本里的观点，相反它提出人们所思考的道是历史性的—道随时间而改变。章学诚（1738—1801）—就像是18世纪中国的福柯—一贯主张应该从意义的时空脉络中研究道。章学诚的巨著《文史通义》是这样开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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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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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同上，“而大君征诛揖让之所为，时至则行，时穷则止。与时污隆，乾坤乃理。此日月之情，天地之道也”。
283 潘吉星在《宋应星评传》（363—368）里说，宋应星拒斥感应理论。然而在宋应星自己的文本里，他甚至没有提到“感应”，他拒绝的其实是日食与罪恶相关这一迷信。
284 金永植（Y. S. Kim）说，在宋应星的著作中有一种“自然神学”，因为天被视为“造物主”。但这个观点不成立，因为金永植忽略了宋应星与宋明理学的密切关联。金永植，《十七世纪中国的“工业的自然神学”？：宋应星〈天工开物〉里天在生产技术中的意义》（<sup>“</sup>Natural Theolo<sub>gy</sub> ofIndustr<sub>y</sub><sup>”</sup> in Seventeenth-Centur<sub>y</sub> China? : Ideasabout the Role of Heaven in Production Techniques in Song Yingxing<sup>’</sup> s Heaven<sup>’</sup> s Work in（ ）），布赫瓦尔德（J. Z. Buchwald）编，《一位科学大师：查尔斯·克斯顿·吉利斯匹纪念论文》（AMaster ofScience: Histor<sub>y</sub> Essa<sub>y</sub>s in Honor）（Dordrecht: Springer, 2012），第197–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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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D. S. 倪微逊，《章学诚的生命与思想》（The Life and Thou<sub>g</sub>ht ofChan<sub>g</sub> Hsüeh-）（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