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到1935年这两个场景中，我们看到科技问题本身很少被提及。两次争论的核心都是科学与民主（或更确切些说是意识形态）。把科技包括在科学之下，或者至少是把它当成应用科学，似乎是符合直觉的。忽略科技问题意味着学术争论往往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科技融到科学的问题里，变得不可见。很多学者仍然把自己局限在科学、民主的话语中，他们缺乏那种能将科技纳入思考的更深刻的哲学分析；相反，无论是唯心还是唯物，他们纠缠在“思
想”问题中。
在整个20世纪中，“古代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这一问题，一直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兴趣所在。只要牢记科学必须从根本上与技术区分开来，那么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推进技术问题就仍然重要，因为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理由，同时也解释了与现代化遭遇时器道的崩溃。1923年，中国哲学家冯友兰于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在《国际伦理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上发表了《中国为何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史及其后果的阐释》（“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Chinese Philosophy”）一文。当时他年仅27岁，但这个年轻的哲学家自信地主张，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不需要科学。冯友兰理解的科学与哲学紧密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科学被某种哲学思考模式所决定。所以，对冯友兰而言，中国没有科学要归因于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阻止了科学精神这一事实。冯友兰的分析非常有趣，虽然他没有真正解释清中国为何缺乏科学，但他提出了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以及科技在中国的角色等重要问题。
§17 李约瑟问题
我将非常简略地总结冯友兰的论述。冯友兰说，在古代中国（相当于希腊的爱奥尼亚和雅典哲学时代）有9个学派：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然而只有前三个学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有影响力，它们在竞争中成为主要的思想流派。冯友兰相信，墨家非常接近科学，因为它推广技艺（建造和战争的技艺）和效用主义。儒家，尤其在孟子（372—289BC）的著作中，刻薄地贬低墨家和道家。之所以反对墨家，是因为它提倡兼爱，进而无视儒家视为核心价值的家庭等级。之所以反对道家，是因为它提倡自然的秩序，而且道家认为这种秩序根本上是不可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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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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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2000年。哲学家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呼吁走出意识形态争论。他强调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工具来处理自身的内在动力和国际关系，那就是实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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