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认为，在呼吁返回自身寻找道德原则这一点上，儒道有某种亲和。然而道家所提出的自然并非一种科学的、道德的原则，而是无以名状、无法解释的道，《道德经》开篇第一句就已经宣告过。对冯友兰而言，儒家的统治标志着道家和墨家的覆灭，因而也是任何一种科学精神在中国的覆灭。虽然“格物”（研究自然现象，获得知识）是儒家的基本教义，但它寻求的“知”不是关于事物的知识，而是超越现象的“天理”。
冯友兰的分析进路是典型的还原论，他把文化还原为一些特定教义的表现。然而，他也证实了中国哲学倾向于寻求更高的原则，这些原则在世间的化身决定了道德的、政治的价值。进一步来说，冯友兰从根本上混淆了科学和科技，因为墨家提出的并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工匠精神，它体现在房屋建造和战争器械的发明中。所以，冯友兰或许解释了技术在中国古代为何不是一个理论研究的主题，以及它为何没有发展成现代科技，但他没有证明在儒家主导之前，中国必定有一种科学精神，除非科学必然可以从技术中诞生。今天，很多历史学者都认为技术在中国持续发展，直到16世纪才被欧洲赶超。也就是说，即便墨家从未成为主导教义，技术也没有被消灭。相反，它一直蓬勃发展，直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欧洲现代性发生为止。
冯友兰的问题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李约瑟的问题。李约瑟终其一生研究分析为何现代科学和科技没有在中国出现。他的二十多卷《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 i n nd Ci ili ti n in Chin ）对中国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仍旧有不可限量的价值。李约瑟批评冯友兰，他写道，这位伟大哲学家的“年少悲观”是“没有根据的”。<sup>310</sup> 李约瑟充分展现了中国的手工技术文化，它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鉴于李约瑟提供的丰富文献和详尽比较，我们可以公允地驳回冯友兰的结论，并且认识到古代中国的确有一种技术精神。<sup>311</sup> 即使对李约瑟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他试图详细分析技工的角色、官僚系统以及哲学、神学、语言学的因素，来处理这个问题。李约瑟为自己的论述辩护，反对那种认为中国文化重实践轻理论的命题。只要我们考虑一下，中国的宋明理学所取得的思辨形而上学高度完全不亚于中世纪欧洲的成就，这个命题就不攻自破了。<sup>312</sup> 他也驳斥那种认为象形文字书写阻碍了中国科学发展的命题，恰恰相反，他展示了中文书写甚至比字母书写更高效，更有表达力，比如它能让相同的表述更加简洁。<sup>313</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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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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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李约瑟，《科学以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Science and China<sup>’</sup> s Influence on the），《伟大的滴定法：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London: Routledge, 2013），第116页。
311 同上，第55–122页。
312 李约瑟，《中国科学传统的缺点与成就》（Poverties andTrium<sub>p</sub>hs ofthe Chinese），《伟大的滴定法》，第23页。
313 同上，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