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认为，一种彻底的分离是由神学家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造成的<sup>319</sup>。苏亚雷斯提出了道德的世界和非人的世界的二分：法律只适用于前者，而后者因为缺乏理性，既无能于法律也谈不上守法。<sup>320</sup> 自然的法则的概念及其与立法者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司法领域，也体现在自然科学中，比如在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和牛顿那里。李约瑟进一步说，万民法或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法则都没有在中国出现，原因有：①出于历史经验，中国不太可能接受一种抽象编码的法律；②事实证明，礼比任何别的官僚体制更稳定；③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虽然至高无上的存在曾短暂地出现过，但它是非人格化的，因此一种为自然和非自然立法的高高在上的创造者在中国从未真正存在。所以：
一切存在者的和谐协作并不来自外在的至高权威的秩序，事实上，一切存在者本是诸整体的等级的各个部分，这个等级构成了宇宙的、有机的模式，存在者所遵循的是它们本性中的内在律令。<sup>321</sup>
他们理解相对性和宇宙的精微广大，探索的是一种爱因斯坦式的世界－图像，然而却没有奠定牛顿式的基础。以这样的道路无法发展出科学。<sup>322</sup>
缺乏机械式因果性的观点意味着一种依据法则的有序系统的观念未曾出现。所以中国缺乏任何一种依照机械式因果性来高效地理解并掌握存在者的规程。这种机械范式可以说是吸纳有机性的必要预备步骤，即对有机运作的模仿或模拟，例如技术谱系中的简单自动机到合成生物学或复杂系统。李约瑟进而提出下面的类比：
李约瑟的措辞“有机的唯物主义”让人有些疑虑，他所说的到底是不是唯物主义以及有机主义（这也是《递归与偶然》一书的论题）值得斟酌。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国被一种道德法则所支配，这种法则同时是上天的原则。按李约瑟的话，这种法则“在宋明理学那里，是按照怀特海式的有机主义”<sup>323</sup> 被理解的—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的宇宙技术，但是后者能否称为有机主义则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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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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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参看J. 布莱斯（J. Bryce），《历史与法理学研究》（Studies in Histor and Juri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1）, Vol 2, 第588页，注释1。
319 海德格尔与艾蒂安·吉尔森（Étienne Gilson）都曾指出，苏亚雷斯在存有论的历史上，对存在与本质的关系的重新定义起到了关键作用。参看M. 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A. 霍夫施塔特（A. Hofstadter）译（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第80–83页。E. 吉尔森，《存在和本质》（L<sup>’</sup> être et l<sup>’</sup> essence）（Pa-ris: Vrin, 1972） ，第5章，“存有论的起源”。
320 李约瑟，《伟大的滴定法》，第308页。
321 李约瑟，《伟大的滴定法》，第36页。
322 同上，第311页。
323 同上，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