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将几何学称作“形式逻辑体系”的说法可能会让我们想起本书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中国思想的发展：正如冯友兰所说，孟子等儒家学者压抑了提倡逻辑和技术的墨家思想，前者提倡的是一种基于道德宇宙论的观点。在爱因斯坦看来，西方取得的第二项成就是通过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种对因果秩序和“自然法则”的探寻是哲学地考察自然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意味着从具体经验向抽象模型的转移。李约瑟提了一个关于中国思想的问题：欧洲16、17世纪以来“自然法则”概念的出现，是否可以说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造成的？<sup>370</sup> 凯瑟琳·舍瓦莱（Catherine Chevalley）做出肯定的回答，她指出欧洲这个时期有三项重要的科学进展：①视觉的几何学化（开普勒）；②运动的几何学化（伽利略）；③实验条件的明确规定（波义耳、牛顿）。几何学在这三项进展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它允许科学知识与日常经验的分离。在第一个例子中，开普勒借用普洛替诺对光是一种发散（emanation）的理解，反对亚里士多德对光的实体论定义，并表明视网膜上图像的形成是一个遵循几何学法则（如衍射和倒像的几何学扭曲）的复杂过程。类似地，伽利略的运动法则几何学化也取代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变化（metabolē）”概念—作为实体的变形与偶性（生成或毁灭）。伽利略的思考是从设想理想的真空环境开始的，在真空中质量不同的物体下落的速度一致，这和直观中人们对重的物体下落快的信念相悖。<sup>371</sup> 几何学的必然为真性（apodictic）与直观的易错性相对立，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的一段文字体现了这种力争方法论的确定性—它不受人类错误和判断的变迁影响—的努力：
如果我们在此争论的是个法律问题，或者是所谓人文研究的一部分（没有对错之分），那么我们或许就要对机智的深刻、回答的敏锐和作者的成就予以足够的重视，希望一个在这方面更精通的人能给出更可靠、更合理的解释。但自然科学的结论是真实和必然的，与人的判断无关。<sup>372</sup>
172
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207
/ 173
369 爱因斯坦，给斯威策（J. S. Switzer）的信，1953年4月23日，见A. C. 克龙比（A. C. Crombie）编，《科学变革：从古至今科学发现和技术革新的思想、社会和技术史研究》（Scientific Chan<sub>g</sub>e: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Social and TechnicalConditions for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Technical Invention,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London: Heinemann, 1963），第142页。
208
370 J. 李约瑟：《中西方人的法则与自然律1》（Human Laws and Laws ofNature in）， 12:1（January 1951），第3–30页；《中西方人的法则与自然律2：中国文明与自然律》（Human Laws andLaws ofNature in China and the West II: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Laws of Nature) , Journal of, 12:2（April 1951），第194–230页。
371 C. 谢瓦莱（C. Chevalley）：《现代哲学中的自然与法律》（Nature et loi dans la），见《哲学的概念》I，第127–230页。
372 引自C. 班巴奇（C. Bambach）：《海德格尔，狄尔泰与历史主义的危机》（Heide<sub>gg</sub>er Dilthe<sub>y</sub> and the Crisis ofHistoricism）（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