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的例子里说过，《美诺篇》中奴隶的回忆过程中包含着空间性的增补，而柏拉图压抑了这一维度。从此以后作为刻写、作为时间的支撑的技术一向是现代的无意识。也就是说，它在现代从未被当作主题直接讨论，它的运作却建构起了现代的概念构想和知觉本身。我们知道，无意识只存在于与意识的关系中，或许我们可以称它为意识的否定。当意识觉察到某些无意识的内容时，即使还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识就会试图整合它、让它发挥作用。技术无意识是最不可见的，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看不到的东西离我们最近。正是这种技术无意识给予了我思（cogito）以剥削世界的意志和自信，且察觉不到这种剥削的极限。之后关于进步和发展的说法—它鼓舞了欧洲的殖民活动，并将之合法化了—也延续了同样的逻辑，直到危机已然迫近：工业灾难、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遭受威胁……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以另一种方式表述了这一点：他将现代化过程看作是两个维度间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是他所说的“纯化（purification）”，如自然和文化、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另一方面是“中介”或“转译（translation）”，即“类客体（quasi-objects）”—既非纯自然又非文化的客体—的产生（如臭氧层空洞）。后者体现了一种杂交，按照拉图尔的说法，它只是纯化的放大的过程。指出现代的建构中的这一矛盾后，拉图尔表明“我们从未现代过”，因为“现代”将自然和文化彻底地拆开了，它体现了控制与解放的矛盾。拉图尔并没有在技术无意识的意义上解释现代，但他意识到了现代拒绝将类客体概念化。一个类客体既非客体也非主体，它是这两者之间的技术性中介，就像—这是米歇尔·塞荷（Michel Serres）的例子—足球赛中的足球，当两支球队踢球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客体，而超越了这种主客体的二分。拒绝将类客体概念化意味着技术—正如在实验室里那样，它使自然和文化、主体和客体彼此分离—的概念并未被充分认识，依然是无意识的：
现代人确实与前现代人不同，现代人拒绝将类客体概念化。在他们看来，这种杂交是恐怖的，因此必须靠不断的，甚至是疯狂的纯化来避免它……这一拒绝导致了某种存在不受控制地增生：它建构着社会却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进入了超验的世界—但这个超验世界并不神圣，相反，是它产生了法律和道德那飘忽不定的基础。 400
技术依然是无意识的，然而这种无意识已开始对欧洲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即现代）的精神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并在工业革命之后达到了顶峰。当代技术状况的一个特征就是这种无意识正在向意识转化。这是一次转向：人们正试图让技术成为意识的一部分，却不是成为意识本身（因此我们可以将现代技术理解为工具理性）。这一新状况是全球共享的，我们没有选择的机会：哪怕是亚马孙丛林里也已经展开了捍卫自身文化的运动—如给非人类（non-humans）以权利、保留传统文化活动等—正如中国人也试图在现代化过程中保留他们的传统价值。面对这种要求完整的社会及经济自主的不可能性，他们必须直面当代的技术状况。这些地方实践的命运直至今天依然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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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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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B. 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C. 波特（C.Porter）译（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