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常的理解，20世纪末后现代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但我倾向于认为现代性只有到了21世纪的此时此刻才算终结，这比利奥塔宣称的后现代的起点晚了40年—因为直到这时，我们才开始理解自己的技术性意识。事实上，不仅拉图尔和利奥塔，许多讨论技术问题的人—如雅克·埃吕尔和吉尔伯特·西蒙东，都提到了我们对技术的缺乏意识和误解。例如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一书中，西蒙东指明了当代人对技术的无知和误解，并试图为技术物建立一套哲学理论，引起人对它们的关注。<sup>401</sup> 而埃吕尔则延续了西蒙东对技术物和技术组合（technical ensembles）的分析，并将其扩展为全球性技术系统（它正日益成为一种整合性（totalizing）力量）。正是这种努力—它使我们意识到之前未关注，却又在很大程度上构建着日常生活的事物—确实构成了“现
然而，让我们先退回一步问：我们说的“终结”是什么意思？这并不是说现代性突然止步了，而是说它作为一项计划遭遇了它的极限，因此即将被转化。也就是说，“现代性的终结”并不是说现代性不再影响我们了，而是说我们开始看到、了解到它正在走向终结。尽管它依然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克服—克服它对我们、在我们之中造成的影响。形而上学的终结不意味着它不再影响我们了，而是说我们正目睹着它的完成，并等待着新事物—无论是一种对存在的新思考方式，还是某种更思辨的形而上学—将它取代；这一说法也提醒着我们，我们不再受现代性影响的那一天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远。再进一步说，现代性的终结也像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样，在亚洲展开的速度和在欧洲不同，这正是因为：首先，它们的哲学体系不同；其次，一个体系中的概念向另一个体系传播的过程总是一种延期和变形。
在20世纪的先知利奥塔那里，承载着过多的希望、焦虑和兴奋的后现代过早到来了。利奥塔的后现代说法主要关注的是审美，他对技术力量主导下的世界转变所造成的审美转向十分敏感，并试图将这种技术力量表述为一种能否定现代的力量。后现代是对这种新审美的回应，它也是通过居有技术而实现的新思维方式。因此，利奥塔1985年于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策划的展览“非物质（Les Immatériaux）”中，他将新的技术、工业物件与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等人的艺术作品并置呈现，使感知性（sensibility）的问题直接呈现了出来—这种做法并不奇怪。“非物质”展试图引发的这种感知性与“忧虑（inquietude）”，正是对宇宙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知识和人类未来的不安全感。这种新感知性使人能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掌握的是什么、他们开发出的技术手段，以及他们自己的意志和存在开始依赖于这些他们坚信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设施—这实际上也是意识到，机器的新“非物质”语言正不断“重写”人类本身。正是以这种方式，利奥塔提出了与技术相关的“回忆”的问题：他清楚地意识到，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将增强工业对记忆的剥削，因此他试图通过把问题推向一个不同的高度（一个新的平面），来克服控制着记忆的工业霸权—尽管这个新计划依然相当思辨，乃至含糊。这一被理解为现代性的终结过程，在我看来，其核心假设是说现代性与一种技术无意识相对应，而现代性终结的标志是这种无意识终于成了意识，并且意识到发明出技术的此在也是被技术决定的技术性存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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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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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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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西蒙东，《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