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尤其是他对笛卡儿式存有论的批判）和他的后期著作中，重构存在的历史的努力（这项任务可以理解为通过提出新问题来终结现代性），源于对“存在的遗忘”的意识。存有论的差异是一种敞开，因为它按照两种不同的数量级—一个关于存在者（Seiendes），一个关于存在（Sein）—重述了存在问题。被遗忘的存在问题会作为无意识，在存在者（它是由科技史建构的）的存有论追问背后发挥作用。弗洛伊德提出了一套关于无意识和压抑的理论，以试图找回那深藏着、被长期遗忘、受超我压抑之物。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探讨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和学科，他们的任务却标明了20世纪关于现代性的两大论述。我们将看到，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压抑和修通（working-through）的构想，对中国的技术问题十分重要。其实，海德格尔也暗示过在技术和存在问题的对立关系中隐藏着一种压抑：在他看来，现代技术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遮蔽了原初的存在问题。“存在的遗忘”实际上正是关于技术的问题。要想理解技术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借助海德格尔及其技术概念（作为“形而上学的完成”）。同时，我们又不能把东西方哲学体系等同起来，设想技术普遍都是起源于普罗米修斯的。我们必须抓住机会居有（appropriating）、延迟（defer）作为终结的现代技术，并在延迟中重新居有（re-appropriate）现代技术这一集置。<sup>402</sup> 使这一问题清晰起来的并非利奥塔，而是斯蒂格勒。斯蒂格勒的著作宣告了现代性的终结；<sup>403</sup> 他表明，西方哲学一开始就压抑了技术问题，如果说海德格尔指出了存在的遗忘，斯蒂格勒则强调了技术的遗忘。技术作为第三持留是一切条件的条件，也就是说，哪怕此在要试图重新找回本真时间，也得依赖第三持留—它既是“已在（already-there）”，也是此在“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的条件。海德格尔在《论技术问题》中已经描述了技术时代的灾难性，但对斯蒂格勒而言，技术问题已变得比存在的遗忘更为基本：必须依照作为原初缺失（default）（同时也是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的技术概念
192 /
229
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 193
230
402 这一观点出自斯蒂格勒，他借用了德里达“药学（pharmacology）”的说法，他的意思是技术既是“解药”也是“毒药”。我们随后将看到，我们讨论的抵抗并非对一切现代技术的盲目抵抗—这既不明智也不可能—而是一种以再-时间化和重新开启世界史问题为目的的抵抗。
403 这并不是说利奥塔没有对此做出贡献。相反我们将看到的，利奥塔在与斯蒂格勒的一场讨论中提出了一个极富思辨性的问题—关于“明镜”，这一问题试图通过与他者（other）对话开启新方向，而他者的问题在技术哲学中常常是缺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