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斯蒂格勒来说，西方哲学的历史也可以被读作技术的历史，存在问题也是技术问题，因为存在问题只有通过技术才向我们敞开。鲁道夫·博姆在他1960年的论文《思想与技术：关于海德格尔的问题式的初步评注》（“Pensée et technique. Notes préliminairespour une question touchant la problématique heideggerienne”）中也以类似的方式阅读了海德格尔。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对海德格尔1935年《形而上学导论》的解读，文中博姆指出技艺观念（technē）不仅体现在海德格尔的思考中，也是西方（Occidental）哲学思考的基础。事实上，这种技术正是爱奥尼亚学派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使命的特征。博姆表明，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说明了爱奥尼亚哲学家们的“技艺”是一种活动，它在人的技艺与存在的嵌合（dikē）的张力中，产生出一种根本的存在之敞开。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试图复原了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讲到的前苏格拉底的技艺概念，在§8中，我们提到海德格尔没有将希腊语的dikē译为正义（Gerecht），而是译作嵌合（Fug,fittingness）。在战争（pōlemos）或冲突（eris）中，存在将自身展现为自然（physis）、逻格斯（logos）与嵌合（dikē）。 417
然而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将技术当作哲学实践活动的起源（它敞开了存在问题）的理解，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哲学中则被止赎（foreclosed）了，并表现为背离（Abfall）与堕落（Absturz）<sup>418</sup> —这正是存有―神学（onto-theology）的起源。按照博姆的理解，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技术与自然对立了起来，因而把技术同爱奥尼亚哲学家们提出的原义隔绝开了（斯蒂格勒想纠正这一错误）。因此对海德格尔来说，现代性的危险就暗含于现代技术（technology）的兴起中，这种现代技术与古典时期的技艺（technē）截然不同。现代技术的发展伴随着它的理性，并由控制的欲望驱动，它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剥夺着世界的其他可能性，并将世界转化为一个巨大的持存物（standingreserve），变为非嵌合状态（adikia，或者说Unfug）。<sup>419</sup> 现代技术正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这一点在海德格尔著名的论断“控制论（cybernetics）是形而上学的完成或‘终结’”那里体现得更加明显。<sup>420</sup> 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评判这一批判是否合理，而是要将其视作摆脱现代的技术无意识的一步。博姆文章的结论处就技艺与嵌合间的必然张力，提出了两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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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240
417 巴克曼（Backman），《复杂的在场》（Com<sub>p</sub>licatedPresence），第33页。
418 博姆（Boehm），《思想与技术》（Pensée ettechni<sub>q</sub>ue），第202页。
419 见我们在第一部分§8的导论。
420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The End of Philoso<sub>p</sub>h<sub>y</sub> and the Task of），见《论时间与存在》（ ），斯坦博（J. Stambaugh）译（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第55–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