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性作为现实是与理性的把握分离的。一旦我们试图在理性的维度上把握它，它就立即被转化为某种概念性的东西。 436
然而，这一逻辑是否足以使我们提出一种东亚式的对现代科技的理解？想在本体领域（尽管只有牟宗三用了这一个词来表达这种无限性，而西谷启治没有）中建构起技术是不可能的—可能唯一的例外就是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造物主。与基督再临的意志（它表现为精神的历史进程）不同，西谷启治描述的东亚文化中作为非意志（Non-Will）的意志是与一切历史事件分离的。类似地，牟宗三的本体式思考似乎也是另一种历史性意识，因为它不是对某一事件的等待，而是从属于另一已然领先于历史的秩序中—它是宇宙论的意识。
§24 克服现代性
在《宗教与虚无》一书的结尾处，西谷启治提出了一个他一生都在试图解决，却依然无法回答的问题：
在西方，历史性意识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在现代，人类的生活本身逐渐开始通过人的历史性自我意识成形。但这种发展中包含着什么？<sup>437</sup>
西谷启治以西方发展出了更强的历史性意识这一事实，界定了东西方的区别。理解为什么东方没有发展出这种历史性意识，是把握东方的技术与时间的关系的关键。事实上，这一问题从西谷启治学术生涯的早期就开始困扰他了，在其政治哲学中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我们必须考察这一点，因为它展现了历史性意识的必然性及其危险。
1940年至1945年间，西谷启治和他京都学派的同事们—包括高坂正显（Kōyama Iwao）和高山岩男（Kōyama Iwao），他们都是京都帝国大学的西田几多郎（Nishita Kitarō，1870—1945）、田边元（Tanabe Hajime，1885—1962）和史学家铃木成高（SuzukiShigetaka，1907—1988）的学生—一直投身于“克服现代性”这一思考。西谷启治这一时期的观点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下来，如文学杂志《中央公论》（Chuōkorōn）1941—1942年间发起的几场讨论（其中第一场就是著名的“世界史与日本的立场”）、专题研究“对世界以及民族的理解”（1941），以及论文《我对于“克服现代性”的看法》（1942）和《世界史的哲学》（1944）。不少学者和历史学家都已经对体现在这些讨论和文章中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问题展开了讨论，<sup>438</sup> 我在此不想重复他们的论点，而是想着眼于世界史和历史性意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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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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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西谷启治，《宗教与虚无》，第177页。
437 西谷启治，《宗教与虚无》，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