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分析的问题在于“上手之物”未被澄清，正如我在别的地方讲过的，上手之物从根本上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技术物。它们不同于在手之物，不是站在（stehen）主体对立面（gegen）的对象（Gegenstand）。上手之物的时间性是由它的器具性（Zeuglich-keit）规定的。例如，当我们使用一把锤子时，我们并没有把它当作思考的主题，而是好像早已了解它那样使用它。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性（Zuhandenheit）”是由话语（discursive）关系和存在关系共同构成的，这两种关系既构成了技术物也构成了技术系统的时间性动力。<sup>537</sup>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日益增添技术物构成的世界中，这些物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停演变，因而具有不同的时间性。作为基本范畴的历史学与本真历史、在手之物与上手之物的对立，这还不足以说明历史性本身。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斯蒂格勒与西谷启治对世界历史性的解读对立起来。查卡拉巴提将上手性描述为生活世界的说法既直观又很有意思，它是对抗殖民历史的另类历史的概念化，因为上手之物拒绝被化约为本质。然而，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上手之物作为技术物的性质，同时还意识到它不能作为技术物单独存在时—它们存在于一个日益统一化、全球化系统的世界中—才能从它们出发推导出一种历史性概念。
正如查卡拉巴提所说，那将全球活动同步化的时间轴正变得愈加强大和同质化。这一过程正是我们说的“现代化”。然而，我认为我们不能将这一时间轴简化为叙事，并轻而易举地把它“边缘化（provincialize）”。查卡拉巴提的批判暴露了许多后殖民理论的问题：它们倾向于将政治和物质性问题还原到比较文学中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层面。作为技术无意识的现代性必然会在其他文化和文明中扩展自己。宣称现代性在欧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它总体上结束了，因为只有在欧洲，这种技术意识才被同时把握为命运和一种新的可能性（正如尼采的虚无主义）。对其他文明而言，现代性是必然的，因为技术无意识正通过全球军事和经济竞争自我扩张着，技术现代化是无可避免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才意识到必须加快技术发展—冷战期间与美苏持续的紧张关系以及随后的市场经济，都促使中国花费大量的自然和人力资源，来维持GDP的持续增长。因此问题不仅在于提出新的叙事，或者从亚洲或欧洲角度看待世界史，而是要对抗这一时间轴，通过现代性克服现代性，也就是要重新居有现代科技和技术意识。
全球贸易带来的那种作为世界主义权利—正如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论》（1795）和《一种以世界主义为目的的普遍历史观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ian Point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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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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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查卡拉巴提，《将欧洲边缘化》，第71页。
537 见我的《论数码物的存在》一书第3章，在那里我提出了一种关系的存有论，用于描述我所谓的“话语的”和“存在的”之间的动力关系。不能把这两种关系与中世纪哲学中的“按照话语的关系（relationes secundum dici）”和“按照存在的关系（relationes secundum esse）”混淆，因为后者依然预设着实体概念，我的关系存有论则试图摆脱这一预设。概括地说，话语关系是那些可以说出，并物质化为不同形式的关系，它也包括因果关系—如绘画、写作、滑轮和皮带的接触、电流和数据连接。存在关系是与世界的关系，它们会在话语关系的具体化中不停地被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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