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形而上学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以其为出发点，来寻找有别于一成不变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批判的道路，来思考和挑战全球科技霸权。最终任务是将器道关系置于历史脉络中重新创造，并思考如何才能让这一思路不仅有助于建立新的中国技术哲学，还能回应当下科技全球化的状况。
这一任务也无法回避那个困惑了好几代人的“李约瑟问题”：现代科学和技术为何没有在中国出现？16世纪时，欧洲被中国的美学、文化所吸引，而且还有它发达的技术。比如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就着迷于中国的书写，尤其是他发现《易经》的书写与他自己所提出的二进制系统相吻和。他进而相信自己在中文书写中发现了一种先进的组合论模式。然而在16世纪之后，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就被西方赶超了。依主流观点，16世纪至17世纪在欧洲发生的科学与技术的现代化导致了这一变化。这一解释依赖于一种断裂或一个事件，因此它是“偶然性的”；但我们要尝试详细说明，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还存在另一种解释。
在探求为何现代科学和科技没有在中国出现时，我们将讨论李约瑟自己及中国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牟宗三（1909—1995）的解答尝试。牟宗三的回答是三者中最复杂、最思辨的，他提出的解答要求统一两种形而上学系统：其一沉思本体世界，并将其视作道德形而上学的核心成分；其二则将自己限于现象层面，以此为高度分析的知性活动提供场地。这一解读深受康德影响，牟宗三的确经常使用康德的术语。牟宗三回忆，他初读康德时发现康德所说的本体正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而且对本体和现象的侧重差异标志着中国的与欧洲的形而上学的差异，这让他十分震惊。<sup>62</sup> 中国哲学偏重于思考本体，倾向于发展智性直观的活动，但抑制对现象世界的处理，其关心后者仅仅是将其当作达到“形而上”的垫脚石。因此牟宗三提出，复兴中国传统思想必须重构本体的存有论与现象的存有论之间的连接。这一连接只能出自中国传统自身，因为根本上，牟宗三认为证明中国传统思想也能发展出现代科学和科技，需要一种新方法即可。这宣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发展起来的“新儒家”<sup>63</sup> 的任务，我们将在第一部分（§18）讨论它。然而，牟宗三的主张不免踯躅于唯心主义，因为他认为心或者本体的主体是终极的可能性：据他所说，心通过自我否定，能下降为知识的（现象的）主体。<sup>64</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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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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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目的并非声称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完善的，我们只需要简单地将其复原。与此相反，我想表明简单地复兴一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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