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这一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技艺概念的概括，我们现在必须进入海德格尔对他们的形而上学的解读，即一种下沉（Abfall）和堕落（Absturz）。<sup>172</sup> 假使希腊早期思想家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真如海德格尔所说是原初的（anfänglicher）思想家，也就是说他们思考开端而非在场，假使对他们来说存在与存在者没有显著的分别，那么海德格尔就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了一条从前形而上学到形而上学的通道，它把形而上学的历史塑造成了存有神学（ontotheology）的历史。这一形而上学，起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终于黑格尔和尼采， 173它最终导致了现代科技的本质—集置。美国的海德格尔学者齐美曼（Michael Zimmerman）称之为“生产主义的形而上学”，<sup>174</sup>因为这一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涉及生产或技术物，并以“谋制”（Machenschaft）和集置为终点。存在神学包含两个问题：首先，什么是存有者（存有论）？其次，什么是最高的存有者（神学）？
柏拉图的善的理型（hē tou agathou idea）开启了这种存有神学式开端，因为善“使人理解可理解者”，并且“赋予所知以真理／敞开，赋予能知以知晓的能力”。<sup>175</sup> 它意味着靠将多归于一、归于理型（idea），从而确定本质（ousia）。在这个意义上，“理型”也就是“善”，因为理型是一切的原因，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神（totheion）：<sup>176</sup>
自从存在被阐明为理型，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思考就是形而上学的了，而形而上学就是神学的。神学在此意味着：把存在者之“原因”解释为神，并且把存在重新安置于这种原因中，后者于自身之中包含着存在，并且把存在从自身中释放出来，因为它乃是诸存在者中最具存在性者（Seiendste）。<sup>177</sup>
存有神学在新柏拉图形而上学和基督教哲学中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对存在的遗忘和遗弃—持留物的时代。<sup>178</sup> 中国显然没有存有神学、生产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而且我们在中国的宇宙技术中确实看到了一种不同的技术与美德的关系，不同的“共-属”或“聚集”形式，与海德格尔所向往的形式不同，它建立在道德和宇宙意识所引导的“有机形式”之上。在细致解释这个概念前，我要先回到器、道这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的关系上。前文已经谈到器的意思是“工具”，但事实上有三个不同的汉字在日常使用（尤其是现代汉语）中没有明确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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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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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博姆，《思想与技术》，第202页。
173 巴克曼，《纠结的在场》，第13页。
174 M. E. 齐美曼，《海德格尔与现代性的冲突：技术、政治和艺术》（Heide er<sup>’</sup> s）（l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第3页。“他（海德格尔）相信，当希腊人把一个存在者的存在（to be）归结为被生产出来（to be produced）”，他们就开启了“生产主义形而上学”。虽然对海德格尔来说，他们所说的“生产”和“制作”还与工业科技意义上的生产过程不同，但希腊人对存在者的存在的理解最终导致了现代科技。
175 巴克曼，《纠结的在场》，第37页。
176 M.海德格尔，《全集，6.2，路标》（GA 6 2 We<sub>g</sub>marken），（Frankfurt amMain: Klostermann, 1996），第235页。
177 同上，第235–236页；巴克曼引用，《纠结的在场》，第43–44页。
178 巴克曼，《纠结的在场》，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