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符号性互动领域，一种霸权式控制（a hegemonic control）的形成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在教育领域，学校逐渐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学校所实行的是具有监控功能的军事化管理，时间被简单地看成是一片真空，可以把受规训的道德行为填充进去。现在，这些学校正在逐渐被取代，但是新式学校依然要以它们为基础。例如，此时贫民学校的时间表：
规定宗教活动和世俗活动交替进行，其间穿插在操场上进行的户外活动，如果是在工厂学校或者救济院学校，还会安排一些时间，让学生们在监督之下做工。在这种细致的教学日程安排中，时间本身作为一种受监督的活动的结构化排列，被赋予了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训练存在于孩子们生活的每时每刻，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①
学校变得越来越“人类行为学化”（anthroponomic)，②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为了造就工人，更是为了造就和区分不同类型的工人。基础教育和一种制度多样化的资本主义的需要重新得到了重视。标志性的转折点大概就是1861年，公立学校监察团所采用的标准发生变化，它们此前只要简单地视察“道德状态”，而现在还要考虑基本技能水平。此时，制度自身的存在问题变成了制度优化的问题。在休闲方面，娱乐消遣活动变得越来越秩序化，越来越被局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例如，在设有围墙的空间中举行的规定时长的比赛。对闲暇的消费过程开始取代生产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一些标志性日期有--19世纪40年代前后，火车短途旅行出现；或者是1863年，英国足球联合会（theFoot-ballAssociation）成立，以及19世纪70年代末，首个职业俱乐部成立。
第七章 资本主义时间急识的形成
① Jones, K. and Williamson, K. (1979) The Birth of the School Room',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 5, p. 89.
② Bertaux, O. (1977) Destins Personals et Structure de Classe, Paris: Pres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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