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并不打算对工作时间进行量化描述，所以不会关注像工作日、工作周的长度，或者每年休假的天数这类问题，这些都是工会和研究休闲的社会学家所关注的问题。恰恰相反，我要依据社会可及性程度的不同对各种时间段之间的区别进行质性描述；尤其要对作为公共时间的工作时间进行质的描述。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现代工作时间表的时间刚性(the temporal rigidity of modern work schedule)。（我在此不会涉及“弹性工作时间”（flexitime)，因为它强调的只是私人与公共之间边界的时间定位的刚性程度，而我所关注的主要是这些边界自身的刚性或弹性。)
现代工作时间表的时间刚性，至少可以部分地由经济现代化来解释。在前工业时代，“几乎所有的工匠都自己经营生意，在他们自己家里，用自己的工具，根据自己的时间，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①然而，工业化的到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工作的时间刚性化。②“在那些正在迈向经济现代化的不发达地区，由在时间上松散而多变的工作模式向时间安排紧凑，按工时支付报酬的工作安排的转变，是当地新招募的工人必然要经历的重大态度转变之一。”③
而且，为了全面理解现代工作表的时间刚性，我们还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所经历的一次意识形态上的重大转变。随着坚持人类尊严具有普遍性的民主信念的普及，以及人们对隐私的要求日渐增强，个人有时会出于实践的或者象征性的考虑而需要社会不可及性（socialinaccessibil-ity）作为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普遍的承认。在工作领域中，对一部分个人时间的私人化的正式性承认，清楚地体现在对带薪假期、病假，以及像休假日和个人休假那种奖励式休假的制度化上。
我们通过对比主仆之间的传统关系与上下级之间的现代关系，就可以洞悉时间私人化的象征性意义。现代下属和传统的仆人不同，他不仅仅是一名从属者，而这一事实间接表明了现代下属的人格尊严。像这种部分的认同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他和他的职业角色之间的联系是从时间上被限定的，其方式是刚性的和周期性的。在现代西方社会，卜属不会被认为生来就比他们的上级低等：
时间社会学
① Wright, L. (1968) Clockwork Man, London: Elek, p. 116.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③ Moore, W. E. (1963) Man, Time and Society, New York: Wiley, p.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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