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个体发现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生活机会，同时又没有发现通过个人努力摆脱这种困顿处境的可能性（无论这种个人努力是循规蹈矩的还是离经叛道的)，他们会倾向于接近那些生活机会同样受到损害的人们，而不会接受主流群体的价值取向。他们无法寄托于主流目标和主流文化中制度化的手段，试图坚持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反对当前文化。但是他们又感到自己的价值观在目前的社会中无法得到实现，所以必须反对这个社会而支持一个“更好的”未来社会；到那时，这样的现在将被表明是应该在未来实现的，而根据未来的目标，反现在的行为会被合法化。
根据这一取向，今天的行动即使受到重视也只是因为它加快了未来世界的出现。例如，“有阶级意识的”欧洲工人共有一种时间观，即，现在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的预期。乌托邦理想变成了未来的希望，而且具有相似社会地位的人们会共有一种乌托邦思想，它有助于他们应对现在的不安全感和挫败感。可以说，美国工人主要生活在现在，或者希望获得个人成功和机遇它们渗透在主流文化的时间观之中。但是在欧洲，工人向上流动的愿望明显受阻，于是被乌托邦的时间观所吸引。他们的行为特点不是努力满足眼前的短期需要，而是在现在实行一定程度的禁欲，即为了未来而牺牲当前的享乐。
人们参照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来适应现在的环境。M. I. 费伯③的研究已经表明囚犯所遭受的痛苦—即，在其现在的角色上所遭受到的痛苦很少取决于他们是否满意现在的处境，而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对释放时间的预期。囚犯们期望被释放到一个更好的社会，而这些期望和乌托邦的思想状态发挥着一种类似的功能：它们可以让一个人“忽略”并且克服现在的挫败，而期待未来的幸福。有关集中营的研究也表明，被囚禁者的行为往往可以通过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加以解释。新进去的人们还心存希望，以为很快就会被释放，往往拒绝适应现实的恐怖，而那些老因犯通常已经适应了现实，因为他们不再相信自己还有被释放的可能了。而且，不仅是“将来的服刑时间”，规范性设想的时间（timenorm-atively conceived）也会导致适应上的差异。坚持乌托邦的价值观的囚犯，例如社会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被证明，能够比没有未来取向价值观的人更好地抵御集中营生活的侵蚀性影响。这种取向让他们感到没有必要去适应“集中营的世界”（concentrationary universe)。而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超越现实取向的囚犯就很容易受到侵蚀。①
第十二章 时间观与社会结构
① Mannheim, K. (1931) ‘Utopia',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5, p. 201.
② Coser, L. and Jacoby, H. (1951) Utopia Revisited', Common Cause, 4, pp. 370—378.
③ Farber, M. L. (1944) Suffering and Time Perspective of the Prisoner', in Authority and Frustration: Studies in Topological and Vector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Iowa Studies in Child Wel fare, 20, pp. 15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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