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发展性的计划要获得接纳，就必须能够提供可感知的结果，而且，个人自己的所得状况，或者每个人的所得状况都必须得到改善。以自身利益为名的计算往往会受到拒绝，除非是由一位受尊敬的人提议的。在许多卡比尔村庄中，老式教师，chilhel-lakul—老人们还有关于他们的记忆—会因为他们的声望和道德权威而能够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引人许多变革。对建议变革的人的信任而不是支持变革的理由会吸引更多的拥护者。正是因为对有声望的人的个人忠诚，说的是“为他的面子”，人们决心不再按照传统模式行事。
个人层面上的人的关系的重要性，也许在交换产品和服务的时候体现得更明显。信用假设了关系总体上的非人格化和一种对抽象未来的考虑，与之相反，一份礼物则建立起了个人之间的超经济的关系纽带。利益只能根据抽象计算获得理解，而回赠的礼物—虽然在时间上推迟了，却是“即将到来”实际上已经在关系中存在了，并且由接受者直接经受考验的个人忠诚担保。合同的情况也是如此。当然，个人不会和熟人、亲戚或者朋友以外的人签订合约；他们的总体直觉保证了联系的“即将到来”就在现在本身之中，而他们的总体直觉就是：每个面对他人的个体知道对方是有荣誉感的人，他忠于他的承诺，这就使得所有正式的和明确的规定性文件都显得多余了。
同样的分析还能够让我们理解人们对金钱的不信任。金钱，这种最高的非直接“产品”本身就是不满足的根源。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旅行者的故事得到说明，故事中的旅行者死在沙漠中，身旁是他刚发现的装满金币的羊皮袋。种类方面的交易，即物物交换之于金钱交易就好像（产品）储备起来用于投资的资金积累。绝大多数的交易方式，Khammes（佃户）或者是熟人、神父等的支付方式，曾经都采用物物交换方式，并且要根据传统规定的等价物。利息要用小麦来偿付，即使长达数年的利息也是如此。铁匠们制造的犁一般要用于交换燕麦而不是卖掉。游牧者，作为交易人，在Tell（特尔）要用一量筒椰枣交换三量筒大麦或者三量筒椰枣交换一量筒小麦。陶器被用于交换时，通常要根据它容纳杂物或者小麦的数量。在某些情况下，尽管物物交换保持着它自身的逻辑，但是，却被货币交易的逻辑强加以功能性的重新解释；于是，春季小麦的价值是收获时节的两倍，借用人必须归还两倍的数量。在任何地方，甚至是50年前，市场都是货物的直接交换场所，而不是需要依靠信用和使用货币的商业交易的场所。当钱确实介入交换时，它主要被用作交换标准或者衡量价值的共同标准。这是因为所有人或购买人可能在所持有的或者所购买的物品中，感知到“即将到来”的使用价值，在他看来，其固有的使用价值和它的重量、颜色和品位一样。若使用钱，这种直接的理解就不可能实现；其中暗示的在未来才有的对物品的使用是遥远的、抽象的。至于发给穷人的票据（pauper currency），更是如此，人们甚至连物的符号都不再拥有，有的只是符号的符号。有人说，“一个产品的价值，如果用金钱衡量，要比其对等物的价值更高”，（要）“聚集产品而不是金钱”。由此可知，用一只羊来交换钞票就是一种信念实践，和一个阿拉伯农民将一只羊埋到他正在建的房子的地基里的行为是一样的。
第十四章卡比尔人的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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