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想通过组织资源，通过在资产与负债之间建立平衡，节省，对投资或信用的资本管理，或者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进，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他就必须对他的现在和环境有最低限度的控制。1954年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一家工厂里的事件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工厂决定把工资提高20%；工人们按照传统主义精神的逻辑，把他们的劳动时间缩短了1/5。然后，工资变成了两倍，达到初始工资的240%。第二次提高工资的结果与第一次的结果完全不同。似乎一个门槛被打破了，工人们显示出劳动的欲望，想要赚更多钱，渴望加班，要通过节俭预期未来。就好像因为一个单独的属性的改变造成了整个世界观的彻底重构，好像从生存焦虑中解放出来的人，突然发现他能够掌控自己的未来。
这一变化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生育控制，它和理性经济计算遵循同样的逻辑，而且包含了同样的“预测”态度。正是对现在最低限度的把握，才使得关于未来的理性计算成为可能，当个人没有或者已经丧失了这种对现在最低限度的把握（就像1880年以来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时，不可避免地要顺从于自然生育率，这是确保未来的唯一方法。同样，从传统主义的劳动到（理性）计算的和预测的态度的转变，需要个体把自己感知为与自然相对，似乎和它相对抗；但是，这一转变本身就预示着以服从“既有”为目的，以另一个可能的世界为目标，但是，这个世界只有通过改变现状才能实现。换句话说，人要穿越强调维持而不是变革的自然的、传统的“既有”，就必须设想出一个未来，而目这个未来还是评判现在的参照。通过劳动改变世界的意志和一个能够被规划的未来的假设是同时出现的。只有通过转变意志以及变革对世界和时间的态度，这种试图改变世界的意志才能产生。
时间社会学
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