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中，“心理年龄”概念的引入，是在这一领域中天文编年表在方法论上的不恰当性的明证。经验研究表明，根据编年表显示的年龄与心理年龄之间不存在不变的关系，因此，对与“年龄”相关的人的行为的许多心理学描述就需要一种不同于通常所使用的时间参考框架。我们将看到，这样的批评在社会领域甚至更说明问题。
在经济学领域，人们同样认识到，天文时间或时钟时间并不总是适用。例如，马歇尔（Marshall）在他的关于经济平衡的著名的分析中，就意识到天文时间的不适当性。①他认为，经济平衡依赖于市场在期间得以扩大的“长的”和“短的”时期。正如奥佩（pie）所说的：
当他（马歇尔）区分长的和短的时期时，他没有使用时钟时间作为他的标准，而是使用“有效性的时间”，依据起作用的经济力量。供给的力量被给予较大的关注，而时间是长或短，是依据它影响在供给的方面某些被选定的力量中稳定性的可调整性。供给力量的可调整性越大，所讨论的时间周期越长，这与时钟时间无关（强调是新加的）。②
经济时间（economic time）的概念，由沃格林（Voegelin）明确地挑选出来并加以论述，③而斯特雷勒（Streller）却不加以分析就使用了这一概念，④但是，在博姆-巴沃克（Bohm-Bawerk）、杰文斯（Jevons）、埃弗茨（Effertz)、威克塞尔（Wicksell）以及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许多分析中，也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一概念。
这些不同的时间概念，尤其是因为爱因斯坦对同时性概念的分析而引起的天文学领域自身的革命性变革，说明了在本质上有效的时间标准。
第四章社会一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
① Marshall, R. (1925)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② Opie, R. (1931) Marshall's Time Analysis, Economic Journal, 61, pp. 18- 19.
③ Voegelin, E. (1924) ‘Die Zeit in der Wirtschaft', Archiv fur Sozialwissenshaft und Sozialpolitik, 53.
① Streller, R. (1926) Statik und Dynamik in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okonomie. Leipz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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