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以前，日晷可能一直都是英国主要的正式计时仪器，它们通常都被安放在教堂的墙上。然而，从14世纪起，教堂大钟和公众时钟就开始矗立于大部分城市和大型市镇，而且到17世纪的时候，英国的绝大多数教区都拥有了教堂时钟，但是它们并不准确，常常需要用日晷校正。②但是，究竟这些时钟是否对大多数民众造成了重大影响，对此依然存在着很大争议。③对农民来说，每天的生活作息安排主要还是依据劳作来确定的，所以比较灵活。不过，在这种灵活性中还穿插着一些确定的时间点。这些确定的时间点是基于事件的，例如，吃饭时间，做礼拜时间等。所以，要确定这些时间点，需要通过视觉、听觉或者生理上的依据，以及一些简单而且稳定有效的方法或者装置，例如，直接观察太阳的位置，或者把木棍插到地上做一个简易日晷。④
可以肯定，对于中世纪的农民而言，周（week）并不是一个常用的时间单位。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很少用到“周”这个字眼，也不使用太阴历或一周七天及其名称。一年的周期被划分为12个月、4个季节，这种划分有时会与较为正式的教会历（church calendar）和礼法历（rit-ualcalendar）同构。但是，这种“历法”更多地是实用性的。它不是一种形式化的、纸面上的东西，倒更像是各种不同的、但又相互关联的实践与传统的集合，一个实践知识的仓库。①因此，它既是宗教历法，又是世俗历法（涉及每年的集会，交租日等），还是一部备注吉凶日期的准确的农业历。农民们知道“如果羊在米迦勒节（Michaelmas）期间怀孕，就会在圣烛节（Candlemass）前产崽；在圣安德鲁节（Andrew-mass）来临之前要完成耕作；路加节（Luke）期间，发情的母羊会冲向公羊；应该在圣马丁节（Martinmas）期间雇用仆人；天使报喜节（La-dyDay）过后，在牧场放牧的时间就不能超过两周时间。②这种历法是一个自明性（self-evident）组织原则，是农村共同体最主要的整合力量。
第七章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
① 摘 自 The Commonplace Book of John Vowell, unpublished.
② 参见 Thompson, E. P. (1967)·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③ 参见 Le Roy Ladurie, E. (1978) Montaillou: Cathars and Catholics in a French Village 1294-1324, London: Scolar Press.
① 参见 Thrift, N. J. (1977b)Time and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 Part (n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 pp. 65—101.
97